"区域限批"不应是环保局独角戏

近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包括6家污水处理厂在内的38家重污染企业实行"挂牌督办"。这是继今年初首次实行"区域限批"政策之后,环     

基于"大部制"的流域管理体制研究

流域立法的关键在于解决流域管理体制混乱的问题,而在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之下,包括流域管理在内的整个环境管理体制要实现根本性的改变较为困难。“大部制”改革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出路。本文提出,应借助“大部制”对现行流域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流域立法予以完善。     

限批十三地拯救四条河

7月3日,针对中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环保总局开始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部分同处一个流域内污染严重的县市或工业园区同时"限批";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3S"技术集成在流域信息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介绍了“3S”技术的概念、特点及其在流域管理中的应用。并以流域洪涝灾害的管理为例,对“3S”技术信息采集及集成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高原湖泊流域经济与生态良性耦合模式研究

高原湖泊流域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的双重挑战,并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相互“替代”,影响着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二者良性耦合,可以同时获得在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由“替代”到“耦合”的可能性,重点研究云南高原湖泊流域经济和生态良性耦合模式及其实现形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制度创新,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流域管理,创新湖泊流域管理模式,健全国家对高原湖泊流域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研究结论对促进高原湖泊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S”技术集成在流域信息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介绍了“3S”技术的概念、特点及其在流域管理中的应用,并以流域洪涝灾害的管理为例,对“3S”技术信息 采集及集成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封解决经济发展和流域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目前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认识模糊,不利于生态补偿的展开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通过对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总结分析,揭示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导的特点,并根据在流域生态补偿各阶段的实践经验,提出中国进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和相关建议。     

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以湖南湘江流域为例

我国流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实施严格的源头控制,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因此,亟待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是以水资源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控制因素和补偿载体,通过水资源能有效转移上下游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本文以湘江流域为例,从生态建设与保护成本分析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两种方法出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量化,得出制定科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凸显水资源价值,依据地区差异实行差异性补偿的结论。     

流域资源经济评价与可持续开发模式研究——以湖南澧水流域为例

流域自然、社会、经济诸要素关联度高 ,整体性强 ,是区域经济持续开发的重要单元形式。流域资源经济评价系统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区位等因素。流域持续协调发展 ,战略上宜采取“点———轴———面”开发模式 ,挖掘资源开发潜力 ,确立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发挥城镇在流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基于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流域综合管理对策

流域综合管理是从整体上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协调流域上下游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福建九龙江流域为例，通过分析农业非点源污染产生的系统过程、分布特征、控制环节、制约因素、控制步骤等内容，探讨以不同等级汇水区为单位实行流域综合管理的必要性，阐述了组成流域综合管理体系的经济、环境、社会政策措施。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从污染防治转向“三水统筹”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对各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这是继五期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后的新一期规划,规划名称由“水污染防治”拓展为“水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以污染防治为主向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名称调整背后,是新时期治水思路的重大变化,旨在为流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基底。     

生态伦理与滇池流域水环境重构

滇池流域水环境数千年沧桑变迁的根本特点和总体趋势是“人进水退”.生态伦理的缺位是“公有地悲剧”和“拯救滇池”预期目标难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滇池治理保护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因而,技术主导的学术研究与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滇池流域的水环境问题,人们的价值观念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子.不管人类如何重建其生存环境,它仍然是生态系统中的栖息者,因而,生态伦理是其必须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滇池流域水环境重构,必须通过社会科学的介入,进行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综合研究和治理,牢固树立生态伦理观,以“理性生态人”取代“理性经济人”,以“自然中的人”取代“对抗自然的人”.     

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变化及其协同治理

植被覆盖变化是评估生态效应与治理成效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基于洞庭湖流域2000—2019年MODISNDVI和同期气温、降水、土地利用等相关数据，运用Sen+Mann-Kendall、Hurst指数、偏相关分析、残差分析等多种方法，全面分析了流域植被覆盖时空演化与未来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如下：(1)年际变化上，流域生长季NVDI呈分阶段波动上升趋势，植被覆盖显著增加。(2)空间分布上，流域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良好，呈“西高东低”分布特征；但未来流域大部区域植被NDVI可能呈增长放缓或退化趋势。(3)气候影响因素上，流域生长季NDVI与降水和气温变化均呈正相关，但气温对植被生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降水。(4)人类影响因素上，农业生产与生态工程建设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正面效应；土地利用变化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双重影响作用；城市扩张则是导致NDVI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未来流域生态治理范围应重点关注残差呈持续减少特征的湖区沿线、经济较发达区域以及已建成经济区的周边扩展区域，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     

国外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做法及经验借鉴——流域水资源管理问题系列研究之一

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实行一种部门、地区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某种程度上已经限制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通过对国外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探索 ,能对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于构建丹江流域生态经济圈的思考

丹江发源于秦岭,全长390公里,是汉水最长的支流。它的流域内有陕西省的山阳县、丹凤县、商县、商南县,湖北省的郧县、丹江口市,河南省的淅州县。有“八百里丹江”之称。而流域内的老灌河、淇河、滔河等都汇入丹江。丹江流域总面积超过1.5万余平方公里。而闻名全国的“西接秦关,南达鄂渚”的荆紫关古镇,就依靠丹江的水上交通优势,建在依山傍水的三省结合部。丹江位于中原与西北的结合部。这一流域是长江水系的主要水源涵养区,而位于丹江主流域的河南省淅川县境内的丹江水库,是即将开工的南水北调中线路工程的渠首,国家将高度重视丹江流域的环…     

地方传真

江苏全面推行流域治理“双河长制” 江苏省积极探索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率先在太湖流域建立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的“河长制”,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责落到实处。2008年,为推进太湖水污染防治,江苏省决定在太湖流域推广无锡首创的“河长制”,15条主要入湖河流已全面实行“双河长制”。     

流域综合开发的湖北清江模式探析

以往的经验表明,我国水电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条块分割”的“两张皮”现象。湖北清江开发,在打破条块分割的制约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文章首先分析了流域综合开发的关键是要突破传统水电建设管理的体制障碍,继而重点阐述清江模式的主要内涵与基本框架。期望通过对这一模式的分析与总结,为我国流域经济开发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立足实际，以水系单元守住重点流域

<正>《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近日印发实施。《规划》充分认识到各流域的多样性,根据流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污染结构等特点,精准识别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因地制宜确定了“十四五”期间全国七大流域和三大片区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重点任务。自七大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成立以来,作为生态环境部的派出机构,各局参与编制流域生态环境规划并监督实施,扎实推动流域水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断提升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     

中国塔里木流域灌排环保工程的制度研究

本文阐述了水资源利用管理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并以“中国塔里木流域灌排环保二期项目”为例,分析其机构设置,法规框架,制度机制等对塔里水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统一高效管理所起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平顺县刘家流域投入产出分析及发展规划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分析了山西省平顺县刘家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效益大小排序为:林果→经济作物→工副业→小家畜→粮食作物→大家畜→瓜蔬→其它养殖业。又运用线性规划法,制定了该流域的经济发展规划,认为在刘家流域应优先发展林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