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变迁研究综述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乡人口的变迁。从人口的自然结构角度和社会结构角度对城乡人口变迁进行综述,可以总结出人口流动对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促进了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我国国民素质、调节了产业分布,同时,又对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融入城市和农村家庭的稳定、农村劳动力的短缺等问题提出了挑战。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分析——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由于客观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差异性等原因,中国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求出路与发展成为了一种必然。作为全国四大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也成为吸引省内外农村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城市。本文根据2006年11月在厦门市进行的关于思明区农民工培训需求情况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规模、文化程度、收入等相关人口统计学数据以及来厦门年限、住房成本、职业、融入意愿等多方面因素对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影响。     

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序演变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县域城乡老年人口空间差异与关联性,并结合空间回归模型对差异背后的机制进行解析。主要结论为:①城乡老年人口绝对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不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乡村老年人口始终高于城市,但增速较缓。②然而,乡村较城市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呈现"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③城市老龄化以东北三省、苏北及川渝为甚,乡村老龄化呈"三足鼎立"之势,以乡城人口流迁主导的城乡差异格局开始凸显,具体围绕长江三角洲、川渝、呼包鄂榆城市群郊县分布。城乡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乡村集聚性大于城市,区域不均衡较城市更明显。④新时期,人口迁移构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因素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各异,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文章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人口统筹发展指明方向,为城乡后社会主义老龄化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的发展与城市化的道路

城市是以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从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或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经济、地理的实体。城市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就是城乡分离,人口向城市迁徙,城市愈来愈多,愈来愈大,最后导致乡村也城市化了。城市化（都市化）是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     

发展乡村流量经济可统筹城乡协调共存

本文从人类要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野角度,提出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既要维护好生活的两个载体城市和乡村的存在与发展,又提出了城乡两个生活载体要协调共存的观点和具体做法.本文认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会带来、应当带来乡村人口流动的流量增多,人口流量会带来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此既可带来乡村的流量经济,又可以统筹城乡协调共存、全面发展.但本文中提出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不能按一致性的产业发展,要各有区分.     

乡村振兴的劳动力从何而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劳动力去向、原因和未来发展讨论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才都是紧缺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人才。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劳动力的来源、影响因素和未来发展,以及对中国人口结构和质量变化的考察,在顺应人口流动规律的同时提出扩大乡村智力、人力来源的几点建议：第一,政府要增加对乡村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二,乡村振兴要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第三,乡村振兴要通过先吸引劳动力回流再带动民间资本注入;第四,多措并举实现“城乡等值”;第五,重视发掘乡村潜在劳动力。     

试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城市化问题

一、城市化的概念及一般规律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和作为人口地理分布的一种形式,在地球上出现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城市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而出现的。马克思说;“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     

上海推进“三个集中”的政策与法律环境研究

农村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应当在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如果郊区不能实现现代化，上海的现代化最终也无法实现上海要建设成为世界级犬都市，必须大力推进郊区的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郊区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三个集中”加强“三个集中”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研究，对促进“三个集中”战略的顺利实施，对促进上海城乡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人口城市化和城乡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研究宗族文化对移民城镇就业的影响,考察传统社会资本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大姓占比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研究了作为社会资本的宗族文化与移民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有重要影响,它显著提高了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的概率,但没有提高移民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概率,说明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资本在低端服务业中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对高端服务业发展则影响有限,这些结论在控制了城市间物理、行政距离和迁出地经济社会信息后依然成立。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和个人跟踪调查数据对其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并非简单地通过同姓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影响移民就业,信任才是关键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城乡融合不能仅依托于传统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契约社会下的信任文化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市场经济驱动、制度政策改变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危机、传统伦理秩序的消解、社会风险因素增加、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城市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经济民主模式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社会管理创新应注意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一,促进户籍制度的根本变革.要通过建构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流动个体的“再嵌入”.     

近代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城乡关系的透视——以福州和厦门为个案

鸦片战争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首先开始向近代化工商业城市转化,城市周边农村的农业生产结构、乡村手工业、社会经济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促进了城乡关系的近代化转型。本文以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福州和厦门为个案,探讨近代城市发展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关系。     

三重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对民工荒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传统的人口流动模型建立在单一的城乡二元经济基础之上,不完全适合解释中国的人口流动问题,尤其不能解释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中国特殊的城乡和区域双重二元经济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人口流动的特殊性,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建立了新的人口流动模型,并以此分析我国产生民工荒现象的原因,提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政策建议。     

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尽管中国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持续增长,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差距的均等化,相反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内部本地职工与外来职工的工资差距都是持续扩大的。对于这些与传统理论相悖的"谜",本文借助于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机制来解释。本文认为,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转变既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     

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读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

陈孔立教授的新作《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列为“南强丛书”第一批书目,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1991年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笔者获作者贻书一部,乃得先读为快。本书分总论、人口与人口结构、农民起义以及游民暴动与械斗四个部分,凡23万言。从各个不同侧面,对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历史作了深入的考察,具有视野宏阔,见解独到的特点,学术价值甚高。 本书第一篇“总论”部分是全书的主轴,它首先从移民社会的特点、移民社会发展的模式以及台湾历史的特殊性等方面,对清代台湾移民社会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清代台湾移民社     

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其间,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质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因而,城乡一体化应当包含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     

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

尽管人口流动有助于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思想认识和技能水平,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人口流出加剧了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不少乡村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乡村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治理往往因人才匮乏而陷入困境。对流入地而言,人口流入改变了当地人员构成状况,冲击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增加了社会治理复杂性和公共服务压力。对此,应着力构建以常住人口为本的乡村社会治理政策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基础;加强乡村人力资本投资,优化县域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引导人才回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整合乡村社会资本,规范乡村社会治理。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开放的村落和被消费的乡村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兴起和发展是当前中国城市推进统筹城乡战略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实践产物。旅游经济顺应大城市休闲消费经济发展,以一种新兴的姿态切入乡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格局,并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经济线索将乡村土地、产业、社会和自然文化景观等要素串联成一部拉动地区发展的巨大机器,不仅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更被主动地运用成为统筹城乡的战略手段。本文选择成都统筹城乡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三圣花乡作为研究案例,从经济视角出发,通过观察其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前后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变化,分析旅游经济注入对乡村经济重构的作用,及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研究

随着北京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城乡一体化规划变得更加深入化与实际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树木和泥土之间的关系.城市的繁华发展救济着乡村,使乡村得以稳定发展,而城市却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乡村的喂养.二者总是水乳交融、相互依存.“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的前两年是北京市社会建设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协调了北京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了人居和发展环境,促进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呈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

本文在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伴随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初步设想

“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9页)因此,研究社会的发展,不能不研究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变化,不能不研完“城市化”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过程。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化速度正在加快,城市现代化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本文试图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探讨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问题,庶能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