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首先指出传统的总量生产函数方法和动态生产函数方法在实证研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长期内,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公共投资的贡献更大。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很显著。经济增长对私人投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最后,笔者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研发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利用我国1991-2005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说明外国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单向因果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创造效应;知识要素积累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河北省政府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河北省政府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对GDP增速的增长有正相关影响,这在三个实证模型中都得到了验证;而三个实证模型共同指出,河北省政府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可能既不存在挤出效应也不存在挤入效应。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三部门视角的分析

基于1992-2012年我国国有、民营和外商投资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反过来经济增长只对外商投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拉动作用;9-贡献率大小方面,外商投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次之,民营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小。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利率对投资的作用机制初探——基于货币市场视角

利率是经济中最受关注的变量之一,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对利率的界定为契机,尝试性地将投资分为实体投资与投机性投资,并分析了实体投资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通过引用投资模型分析了利率的变动对实体投资与投机性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利用货币市场的均衡模型来分析如何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动来影响实体投资,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以及就业规模,但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对利率的这种影响机制形成制约.接着,本文利用了LM模型分析了利率如何影响投机性投资,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得出了与流动性陷阱具有一致性的结论.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推进了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对实体投资与投机性投资的影响,从而制定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状况的货币政策,在有限的资源的条件下,促进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保证合理的就业规模.     

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过度投资的视角

文章从过度投资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何种类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8—2010年的样本数据,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拥有越多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高;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公司,其过度投资行为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程度越低。这一研究发现拓展了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是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乃至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我国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1999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和GDP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是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影响的短期弹性系数是0．184,长期弹性系数是0．364,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