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控制机制研究——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分析

国企高管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人员,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理性的现象.论文从过度自信理论对国企高管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过度投资研究评述

文章从公司治理、行为财务和政府干预三个层面回顾了过度投资研究文献,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仍基于公司层面,尚未有专门文献研究企业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下形成机理及其约束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的实施如何影响该机制的运作也鲜有涉及,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具体生存环境,提出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

目前国有企业的投资非效率问题一直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比较严重。本文将结合我国文化和制度背景,研究国有企业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特别引入了公司治理机制变量,寻求公司治理机制对国有企业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     

“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

国企高管的政治动机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取决于追求政治晋升与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对强弱。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本文发现:(1)在反腐过程中,国企高管避免政治风险的动机(或追求政治晋升的动机)导致的"不作为"("急于表现")倾向,带来更多的投资不足(过度投资);(2)"不作为"与"急于表现"都会削弱企业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3)相对于反腐前,反腐后相同程度的投资不足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程度更大;(4)部分国企的"不作为"与"急于表现"导致反腐整体上对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不明显。本文的发现丰富了高管政治动机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关文献,也为整顿国企高管"不作为"和"乱作为"风气提供了理论借鉴。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虽然已经有诸多文献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儒家文化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弱,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减弱了儒家文化在决策中的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企分红、过度投资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有效性

2007年起我国推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终结了国企与国家之间"缴税留利"的分配关系,该项政策旨在健全国企分红机制,改善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然而现行实施方案能否有效实现国资预算的推行初衷,却值得质询。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并检验了国企分红比例、国资预算实施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有助于抑制国企过度投资行为,但现有国资预算制度却因其有限的实施范围而无助于提升国企资金的配置水平。最后,本文就改善国资预算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管理者特征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高管年龄的异质性与企业过度投资、高管学历水平的异质性与企业过度投资等方面分析了管理者特征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基于过度自信理论的公司购并行为分析

基于过度自信理论，通过一简单模型对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购并行为和购并效率进行分析表明，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可部分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购并事件的频发以及购并效率的低下之原因。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evels and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ext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s, the level of new investment by firm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rises. Furthermor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by aggravating over-investment rather than alleviating under-investment, leading to a situation where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at the level of the firm. Finally,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over-investment, under-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s not different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ggesting that economic leverages are the domina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nother determinant of firm-level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which broaden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sulting in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股权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针对股权分置和股权全流通的制度安排,在不同信息状态下研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表明,信息对称时,股权全流通制度下企业投资行为达到最优,股权分置制度下国有资产的高折算溢价使得企业存在投资过度行为;信息不对称时,股权分置制度下低质量企业表现出更多投资过度行为,高质量企业表现出更多投资不足行为.证券监管部门近期应该促使股权全流通,远期应该重视规范企业信息披露,从而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业绩考核制度如何影响央企现金持有?——基于《考核办法》第三次修订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十八大后推行的业绩考核办法优化修订为准自然实验,选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2013年新的《考核办法》实施对中央企业的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不受该制度影响的民营企业相比,新的《考核办法》显著正向提升央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这一结果均通过平行趋势、控制组调整、变量替换、PSM-DID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业绩考核制度通过发挥抑制央企因超额持现所诱发的过度投资而提升央企现金持有;进一步地,业绩考核还促使央企权衡增持的现金资源二次配置策略,缩减超额持现的股利支付且转而将其用于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中央企业现金持有价值。上述结果意味着,业绩考核制度既可以抑制过度投资的无效耗费行为促使央企增持现金,又将增持现金用于"多创新,少股利"的长期价值创造权衡配置,优化增持现金利用效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这为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央企业高质发展和国资监管体制建设而进行改革的政策预期效果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监管、积极深入推进业绩考核制度优化修订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科技型企业R&D投入

根据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型上市企业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R&D投资强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R&D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即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情绪更为高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研发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成熟企业,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EVA的业绩评价对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企业投资行为与管理层业绩评价方式息息相关,良好的业绩度量方法能够影响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文章结合国资委对央企全面推行的经济增加值(EVA)业绩考核体系,利用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EVA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EVA业绩评价体系的实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够抑制央企过度投资行为。基于上述结论,从国资委EVA的指标修正和央企投资决策两方面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