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参与欧盟产品内分工程度的研究

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研究中国8个制造业部门参与欧盟出口产品内分工的程度.然后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壁垒三方面分析影响中国制造业参与欧盟出口产品内分工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     

产品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国际技术溢出、产业内资源再配置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并就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新兴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发展策略

自国际分工理论创立以来,国际分工实践上经历由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到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历程。伴随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各国按照其制造业竞争力分布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制造业竞争力强的国家分布在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制造业竞争力弱的国家则分布在价值链的低利润环节。在研究中国制造业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经济与贸易的知识,从新兴国际分工体系的视角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措施建议。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探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口竞争力的加强,中国同欧盟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欧盟已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也在逐年扩大。文章就此问题展开了分析,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贸易逆差的特点,并指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大国效应和产业转移是造成中欧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欧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分析贸易对绿色技术的传递作用，基于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选取2000—2019年中欧15个细分制造业数据，使用OECD环境技术专利数据库计算欧盟和中国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从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内贸易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且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调节，绿色技术的行业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第二，相较于进口，产品内出口通过产业规模集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非物化型前沿环保技术更容易通过产品内出口向中国转移；第三，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环保技术领先国的产品内贸易，通过模仿学习不断吸收物化于产品中的环保工艺，从而推动本国绿色技术迭代和更新。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文章计算得到了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同时通过改进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另外,行业外资和能源结构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低碳发展,人口规模、科研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的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从加强环境管制、优化能源结构、改进生产技术等多方面有效降低碳排放。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文献综述

梳理产品内分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比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分工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方法,为进一步研究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16个行业净附加值比重的分析

笔者借鉴Hummel(2001)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以及行业净附加值比重,并实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考察的7个年份当中,制造业总体及14个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都逐渐上升,说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制造业总体以及16个细分行业的净附加值率在考察年份中却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通过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但却导致了细分行业净附加值比重的下降,对制造业的产业内升级作用不明显,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利于中国经济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同时对于中国的就业有积极的影响。文章利用总量数据对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种积极效应,中国应该继续加强企业融入全球化进程,继续增加参加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度,一方面通过承接国际外包业务活动提高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     

空间关联视角下中国经济影响力研究——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与全球经济的产业关联程度,准确研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本文在空间关联视角下综合使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和假设抽取法,测算并比较了2000-2014年中国对全球5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其中对日本和欧盟的影响力增长迅速;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远超日本和金砖三国,但仍低于欧盟和美国;从行业来看,中国制造业的经济影响力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并且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经济影响力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能源消耗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美15个制造行业的对比

以中美两国15个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使用GVC地位、参与度指数测算了各行业参与GVC分工情况,使用能耗强度测算了能耗情况,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指数对比分析了中美制造业在GVC地位、参与度和能耗强度协调性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上的提升速度快于美国,但大部分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仍偏低;2002—2014年,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上升,绝大多数美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下降,但在越靠近的年份,中国有更多的制造行业能耗强度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及美国,但近年来耦合协调度的提升速度略优于美国。最后从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主导区域价值链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三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技术进步路径转变下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技术进步路径由技术引进转变至自主创新是否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进步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引力模型,利用企业层面的海关工企数据与产品层面的UN Comtrade数据,实证考察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纯的技术引进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并不显著,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自主创新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途径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企业所有制、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目的国的影响。     

产业经济视角的珠三角城市群内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

城市群内功能分工正逐渐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产业经济角度梳理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改进城市功能分工的测度方式,并依此对当前珠三角城市群内功能分工的效果进行判断。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制造业总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无论和哪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搭配,均能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各类型制造业搭配均能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产业承载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对综合城市功能分工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城市功能分工效果的发挥对各条件的依赖程度也有区别。因此,应按各类城市的特点促进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生产率发展。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趋势。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等合并数据,系统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首先,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而且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从服务投入异质性的视角,运输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分销服务化的价值链提升效应作用明显,而电信服务化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电信服务化改革需要引起更多重视;其次,本文运用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垂直效应(产品质量)和水平效应(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品质。资产专用性越高的行业,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产品升级影响越大。省际间服务要素投入对企业产品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不同功能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率发现:制造业部门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消费性服务业投入率和公共性服务业投入率的变化比较平稳。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利用200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检验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先抑制再促进的影响效应,分工程度的临界阈值为0.5左右;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看,伴随着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促进效应会超过抑制效应,但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表现为抑制效应大于促进效应。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人工智能应用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探讨人工智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对于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培育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详细分析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该结论在考虑极端值、控制遗漏变量、考虑国际市场和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显著成立。人工智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及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增加企业使用中间品种类等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存在于各类分样本中,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其影响的强化作用显著存在于内销导向型企业及各类劳动密集度的企业中。研究结果有助于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导制造业智能化、推动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