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影响及对策

1988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达到1500余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主要有三个途径：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我国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的特点,跨国洗钱是我国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资本外逃对我国的对外经济、对内经济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抑制我国的资本外逃应该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抑制资本外逃的发生．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的通道。     

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测量方法综述

介绍了资本外逃的有关理论,测算了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指出:我国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规模巨大的资本外逃严重影响我国的资本积累、财政税收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稳定,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资本外逃与我国FDI优惠政策

资本外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而赋予FDI的优惠政策却实际上助长了资本外逃。本文从资本外逃的主要途径和我国FDI优惠政策的内容、特点和局限性入手,创造性地分析了FDI优惠政策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负面作用,提出了实现FDI政策两大根本战略性转变的方向。     

资本外逃及其测算方法研究

本文利用资本外逃的几种测算方法,就中国1982年到2000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测算,并据此比较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     

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1988-2004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本外逃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988年至1992年,中国资本外逃较为稳定并且规模不大,每年保持在300亿美元以下;1993年资本外逃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并在1993年到2000年之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2001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大幅度上升。中国的资本外逃形势不容乐观。中国资本外逃的中长期走势主要取决于我国是否具有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成功的贸易和金融自化改革、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彻底的国内企业改革。     

我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方法综述

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对资本外逃的研究历史,详细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的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并对两种方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进而说明了对两种测算方法的调整.尽管各种方法估测出的结果有所差异,但不可否认我国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必须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测算研究

资本外逃作为一种非正常的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及时研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对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借鉴国内外资本外逃一般理论的研究成果,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相结合、调整进出口伪报值的方法来估算中国1997-2005年资本外逃的规模,认为资本外逃规模波动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政策扭曲和金融制度缺陷,应采取诸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深化改革的力度,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措施,以从根本上抑制和防止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中国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问题

本文结合中国实际 ,运用间接法对 1982 - 1999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了测算 ,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特殊背景、成因、渠道等 ,最后提出了防范与遏制的对策。作者认为 :日趋严重的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必须尽快出台相应的对策予以遏制 ;但从长远来看 ,要从根本上减弱和消除资本外逃问题 ,还必须继续加大改革力度 ,积极推进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特别是外汇管理、市场准入、利率机制、投资体制等的深化改革     

过渡性资本外逃与我国FDI税收激励政策

我国内资为了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从中国流向国外再返回国内投资。这种过渡性资本外逃与我国实行的FDI税收激励政策有着重要关系,我国在对税收政策上对外资实行的“超国民待遇”是促使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     

1989～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实证分析

近10年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逃,特别是近几年来资本外逃的规模急剧扩大,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通过系统阐述国际理论界对资本外逃所给出的定义,运用国际测算模型,对1989－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中资本外逃问题已不容忽视,应采取一系列战略性措施防治和控制大规模资本外逃。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东西关系

东西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关系。正视差距、利用差距、缩小差距,是我们正确处理东西关系,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首先应正视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呈扩大之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必然,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又必须高度重视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区域政策对市场局限的矫正作用。其次要利用差距。区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资源区域流动、优化配置、合理组合的前提。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利用地区差距,形成东西依存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共进关系。再次,要通过东西联动缩小差距。在战略思路上应实施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战略,并把东西增长中心的联动作为战略重点。同时尽快实现机制对接,构建区际传递机制,包括技术梯度转移机制、市场网络的沟通和政策体制的对接,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顺畅地传递、扩散到西部,以此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古今东西的碰撞中--浅谈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在古今东西方艺术的碰撞中,我们的艺术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继承与创新时期.面对纷乱的、峥嵘的多云艺术场,我们认为艺术的继承应是创新中的继承;艺术的创新不能仅仅是一种盲目的模仿西方,应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吸收一切营养、拓展与创新.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核心是取舍本质即文化--资深职业经理人张虹如此看企业战略

上海的秋,没有丝毫萧瑟的感觉.在一家云庐咖啡馆里,我们见到了同样温文尔雅的张虹先生.作为一名资深职业经理人,几十年的风雨经历让张虹更显出了一份难得的平和与亲切.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从控制论看农村社会控制的作用及建构

运用控制论原理研究和探讨农村社会控制问题 ,建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控制体系 ,以保证农村社会稳定 ,实现我国在农村的预期战略目标。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欧元的产生看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诞生和发展使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建立“亚元区”的观点不断被提出。通过对欧洲、东亚经济政治条件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东亚货币一体化条件并不成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