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创新政绩考核机制重塑城市治理结构

政绩考核机制以其对政府行为的导向功能，成为影响城市治理结构的重要外生变量。政绩考核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推动政府官员创新与改革；而另一方面，又潜伏着权力的短期行为与决策失误，并进而扭曲城市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间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两个分权，一个根本，一个保障”的制度设计，认为只有从治本视角创新政绩考核机制才能协调各方利益，并以新型城市治理结构推动城市永续发展。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城市治理下的利益表达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加明显,导致利益表达需求不断增长,城市问题不断出现,这给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充分考量城市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在多元化的影响下满足他们参与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是今后城市治理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城市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出发,分析构建利益表达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探讨构建利益表达机制的可能性,为解决城市治理中的现实问题献言献策.     

分权治理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28个农村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将农村垃圾治理绩效作为考察结果,在分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广东省28个农村案例的考察研究,构建“管理—状态—条件”模型。发现：（1）提高农村垃圾治理绩效的最简捷路径有两条,一是“村级组织参与程度”和“村级组织能力”,二是“行政分权程度”和“～村集体财力保障”;（2）分权在农村垃圾治理中作用明显,有为的基层治理比上层制度设计更有效,治理水平比财力保障更重要,村集体财力比上层政府财力更有用;（3）提高农村垃圾治理绩效,最重要的是加强村级组织的参与、提高村级治理能力,即使财力保障不足也可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     

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与路径探究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科技社团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治理视角下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深圳、桂林、苏北、太原四地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的分析

以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深圳、桂林、苏北、太原四地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进行分析,总结相关经验,并剖析现阶段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及其背后原因。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带来的资源聚集优势是我国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由此引发的路径依赖则造成了方案缺乏内生性与持续性、市场与社会等主体的制度执行能力较弱的局面。为此,须在健全相关制度与体制机制的条件下构建差异化的多元治理模式。即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与社会作用的经济治理体系,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同时,也要从增强法治意识、加强企业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增加资金投入、优化课程设置与培训等角度提高多元主体的制度执行能力。     

财政分权、公共治理与隐性经济研究

隐性经济是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利用MIMIC模型法测算了中国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并利用中国199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治理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2.72%上升到2018年的6.85%,但存在地区差异;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都可以显著降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但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公共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更加强烈,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论我国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途径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的治理结构，使得法治在城市和农村的外延资源不尽相同，农村实行法治面临很多困境，需要在法治整体性的基础上，区别认识其各自特殊性。目前我国农村法治现状为：     

分权化住房保障治理模式的经济分析

住房保障的分权治理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本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偏好,有利于建立有效的住房保障进入和退出甄别机制,有利于通过地方政府间竞争创新住房保障供给模式.但与此同时,住房保障分权治理模式与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业税费收入最大化动机相冲突,这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偏低的住房保障.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加剧了这种低效率,需通过完善地方税制、加强中央协调和增加对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住房保障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来实现分权化住房保障资源的最优配置.     

浅议我国城市治理中主体冲突的调解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治理的备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呈现多发性的态势，比如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问题和因为各种原因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方面很典型的实例。这类矛盾与冲突往往会给城市治理的良性进程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形成了不良冲击，给整体的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损失。而如何找出导致这些矛盾冲突的真正原因，并最为恰当地处理城市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关系，最大限度避免其负面影响和作用，本文尝试去探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企业本质、公司治理结构本质的探析

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的价值,企业是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统一体.企业的本质在于,企业是商事主体经济权利、利益产生的本原体.商事主体的各种权利因企业的成立而创设,因企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因企业的终止而消亡.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权力配置,这种权力配置,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冲突和利益的不断调整及权利通约决定的.     

西部大开发离不开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要求必须有法治做保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必然要求法治先行。 这是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美国开发西部在发展上有显著区别的地方。我国东南沿海和美国西部是一边开发一边规范的，而西部大开发决不能再走东南沿海“摸着石头过河”、“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只有跨越式的发展才可以尽快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西部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用法治来引导和规范开发的过程，使开发过程最为经济、高效。法治先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一开始就对法律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高度的重视，一开始就强化法律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将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全面纳入法律的轨道。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与分类分级——基于公共物品的视角

文章尝试运用公共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界定以及分类分级实践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公共物品理论,文章提出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治理责任,即作为经营主体的平台企业需要参与提供维护平台活动秩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平台企业的新型经营责任和新型社会责任。具体而言,不同互联网平台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不同,其所需承担的主体责任也会有所不同,为明确其主体责任,故需要进行平台分类;规模越大的互联网平台所需要承担的主体责任范围也应越大,为保障公平竞争,故需要进行平台分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尽可能明确不同类型、不同等级平台所需承担的主体责任,同时在平台经济治理过程中,结合不同类型、不同等级平台特点,将主体责任与公共治理有机结合,进行协同治理。     

谈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

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将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本文从经济体制的视角分析会计主体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变迁，讨论会计责任的体制根源和会计法制的体制基础；市场诸主体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会计法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必将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文明和进步，由法律的调整最终上升为由道德规范予以调整。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文献综述

中国财政分权式改革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经济激励,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研究区域环境质量是一个前沿问题。文献归纳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中国的区域环境问题及治理,需要结合财政分权,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乡村振兴中物流发展与法律保障

在我国乡村振兴中,乡村物流发展及法律保障甚为重要。我国乡村振兴中物流发展的法律保障具有一定法治基础,也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范围。基于很多因素,在乡村振兴中物流发展的法律保障存在着专项立法缺失、实际保障失滞、法治治理不足的问题。为此,需强化物流专项立法,夯实法治基础,同时不断进行全面的司法实践,催化有效的法治治理,助益于乡村发展。     

社会管理政策法规建设刍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仅需要更新管理理念,实现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手段的多样化,更需要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实现以法律手段作为保障,让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