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进与创新思考 ——基于N个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也是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这场变革中政府职能的转换、社区治理主体的构建、社会组织的发展、治理新模式的探索都至关重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这是本文的主旨.     

在机制创新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区日益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基于此,结合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案例的分析,试图探讨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上海推进“三个集中”的政策与法律环境研究

农村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应当在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如果郊区不能实现现代化，上海的现代化最终也无法实现上海要建设成为世界级犬都市，必须大力推进郊区的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郊区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三个集中”加强“三个集中”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研究，对促进“三个集中”战略的顺利实施，对促进上海城乡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集成社会力量创新社区治理的调研与思考 ——以桐乡市为例

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力量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在迎战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常态化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力量参与仍存在碎片化、机关化、被动化等倾向.本文以桐乡为例,研究近年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从组织集成、目标集成、数据集成、...     

社区扁平化管理工作探索与实践

扁平化管理是一种科学、高效、灵活的管理服务模式,其主要内涵是减少中间层次、缩短管理过程、增：大管理幅度、实现信息共享。今年以来,我们以“把社会管理抓到位、把公共服务送到家”为目标,在城乡社区全面推进扁平化管理新模式,通过构建一个平台——社区事务工作站（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来承载基层社会管理职能;建立三大机制——“一人多岗、分片包干、信息共享”,来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便捷、高效。使社区成为管理社会的基础,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沿,构建和谐社会的阵地。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协调共建学习型社区——深圳市笋岗街道党建协调委员会洪湖分会创建学习型社区工作综述

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城市改革和发展，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传播和繁荣先进文化的有效举措；是加强城市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社区是城市的一个细胞，社区文明、健康、安全、繁荣是城市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社区的人文环境、自然环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研究 ——以苏州工业园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例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是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中重点提出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这是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行动指南.苏州工业园区在2018年初实施了"红色管家"基层党建项目,以社区为核心,推行"党建+物业管理"新模式,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难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经验.     

提升江苏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研究

近年来,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系统谋划、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江苏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但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仍存在短板。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高质量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探索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新路径;加快基层干部职业化步伐,切实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基层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青浦区新时代幸福社区为例

基层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所在、重心所在、支撑所在，青浦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认真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推进“新时代幸福社区”这一青浦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打响了青浦“温暖家”的社区治理品牌，为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创新基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

新一轮税制改革是构成更为完整的现代税制体系，匹配现代财政制度，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如何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一是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头戏和对全面改革的倒逼机制是“营改增”改革，今后应在地区试点全面铺开上海“6＋1”方案后，转向分行业在全国推开，成熟一个行业推进一个行业，力争在“十二五”末实现行业全覆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杭州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住了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建城市,杭州积极探索以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为总纲,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社会化、智慧化,贡献了市域社会治理的“杭州经验”。但同时,也面临城市增长带来的社会系统复杂性、市域统筹力度不够、社会力量参与有限、基层治理权轻责重、治理的技术主义倾向等新挑战。探索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对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     

探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新途径

破解‘三蓰”难题，不能小视现代化进程给传统农村带来冲击的必然性及其结果。“一分三化”应是能使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自然半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融入工业化、现代化文明圈，为实现传统农民“身份”的转型提供现实条件，并有利于大幅度降低国家、社会、个人应对‘三秘’问题的成本代价的新思路、新模式、新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调动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正面临着价值精神性、共益关系性、组织协调性方面的三重问题与挑战。对此，需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为“元治理者“的作用，通过党的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机制、党组织扎根式服务的工作机制以及“党建—社建”机制的双向嵌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有序发展，促进“人人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脉路及展望——基于2018—2021年CNKI的计量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创新。文章运用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脉路与趋势，目前国内有关市域社会治理核心文献研究不足，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具有一定数量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认知的梳理，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与中国之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四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各层级治理主线中，经历“理论创新-顶层设计-实践探索-地方立法”的演变脉路，折射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治理逻辑。从研究趋势来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挖掘“治理节点”，依托敏捷治理、治理体系优化和构建为手段驱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热点。     

小农户再组织化的治理之道: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

小农户组织化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为目标的系统治理工程。集体统摄下立足小农户本位的再组织化通过产权、关系与合约三重治理机制共同作用，反映了乡村发展的一般逻辑，有助于农业农村走向全面现代化。基于实践检验，发现了产权、关系和合约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互动机理，不仅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还有助于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和治理理论。总之，“集体统摄+小农户本位”下国家资源嵌入与社会资本介入，有助于培育和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系统观念,是全面理解、持续推进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必须掌握和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动实践的总结和凝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必然体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系统观念,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中国路径,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基本内容,着力处理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体系、领域布局、古今内外关系,在实践中统筹推进国家治理各环节的优化、各主体的能力提升,统筹好国家治理在观念、制度与行动诸层面现代化的衔接、互动,凝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合力。     

委托人“政府化”与“非政府化”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关于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 90年代末期中国的乡镇企业转制为线索 ,分析了不同“行政级别”乡镇企业所有者的“政府化”和“非政府化”特征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 :以现代公司制度为特征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所必需的基本前提 ,即明晰的产权制度 ,不可能在委托人 (所有者 )“政府化”的情况下形成。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正经历着一个产权不断清晰化的过程 ,随着产权清晰化的完成 ,企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将被提到议事日程。本文对“社区级”乡镇企业治理结构演变的描述显示 ,中国公有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逻辑顺序为 :委托人 (所有者 )身份的“非政府化”是企业产权清晰化的前提 ,而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则是产权清晰化的结果。尽管本文分析的对象是中国的乡镇企业 ,但委托人“政府化”和“非政府化”的界定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也具有同等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