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倾销中的内部性、外部性及产权界定分析

文章在对现有内部性和外部性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案例,综合运用外部性、内部性及产权界定理论分析了国际反倾销中的相关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反倾销中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及其产生机理,与其反倾销法规中的产权界定不清、在处理反倾销案件时透明度不高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败德行为以及对反倾销的滥用等有关.针对上述问题,从实现最佳产权清晰度的视角,分几方面提出了解决负内部性和正、负外部性的相应对策.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无形资产产权界定分析

本文认为,目前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了国际贸易一种重要形式,界定跨国公司内部转让的无形资产产权不仅是确定转让价格是否符合正常交易价格标准的关键环节,也可加强防范跨国公司通过将无形资产在跨国子公司之间内部转移,人为地操纵转移价格,损害东道国税收利益。美国以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有关跨国转让无形资产产权归属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则。我国在制定关于跨国公司内部转让无形资产方面的法律规范时,首先要界定产权归属,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有关经验特别是美国的有关规定,在主张法定所有者对受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享有控制权并获得由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的同时,对不受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则可适用开发商——协助商法则。     

论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仅从会计程序和方法等技术层面努力实难取得显著效果,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产权经济学原理表明,产权制度决定行为,而行为决定结果,因此,有必要通过会计信息产权制度的研究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治本之策.本文以产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与保护的必要性,阐述了企业所有权分享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和保护的要求,探讨了市场分散制衡机制和政府管制对界定和保护会计信息产权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行为内部性与外部性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占国民经济比重相当大,城镇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依靠这些小规模的经济活动谋生。本文从内部性与外部性的角度对非正规部门进行利弊分析,认为非正规部门的经济活动对于社会发展弊大于利。所以,政府对非正规部门行为应进行管制,对不同非正规活动要区别对待。     

内部控制、会计信息质量与反倾销应对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但是地区的贸易保护使我国的外贸形势愈发严峻。而加强内部控制,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出口企业的反倾销能力,并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本文将对内部控制、会计信息质量和反倾销应对之间的联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旨在探明反倾销中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并理解会计信息质量等微观因素在反倾销当中的重要性。     

倾销与反倾销:理论界定与现实思考

本文认为,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同的动机,倾销有不同的形式,其效果也不尽相同;反倾销则是进口国通过征收反倾销税等方式所实施的产业损害救济措施。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诉讼的特点,一是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急剧上升,涉案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对倾销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三是征收的反倾销税率普遍较高,存在歧视性;四是反倾销投诉的国家继续增加,同一产品在多国受到投诉。文章提出要利用反倾销手段实施产业保护的对策,积极应诉,建立反倾销应诉机制,建立产业预警机制,积极展开产业损害调查。     

反倾销公共利益与政府行为

反倾销过程中,政府、企业、行业、消费者的利益不一致。由于反倾销的行使权在政府这里,就要求政府在保护行业和企业利益的同时,也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在权衡其中的利益关系之后,做出公共利益最大化     

进场费、买方垄断与政府规制

本文通过从广州万佳百货公司向广州浙江风味食品厂收取进场费这个案例入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进场费对商品零售价格的影响,剖析进场费的弊端,从而提出对进场费进行规制的建议。     

试析欧美与我国反倾销冲突焦点的法律界定

近年来反倾销成为了国际经济研究的热点，各国之间的反倾销冲突不断升级。由于反倾销法律知识的欠缺和专业知识的不足，使我国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和主要指控对象。在诸多对我国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和地区中，以欧盟和美国为最。其中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划分市场经济的标准、替代国价格、损害存在的标准以及倾销和损害的因果关系上。对各冲突焦点的界定以及各国的反倾销法进行剖析，以求能够达到知己知彼。     

再规制——优化政府规制的新途径

政府再规制是针对政府规制而言的,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规制。在我国,政府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社会性规制则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但是政府规制并非万能的,也存在规制失灵的现象,“规制俘虏”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此时是否要放弃政府规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实现政府规制的优化才是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一剂良方。笔者从对规制政策的立法机构、规制执行者和被规制对象的规制阐述了再规制问题,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个均衡点。     

反倾销视角下出口企业内部控制改进研究

企业内部控制对于应对反倾销而言意义重大,反倾销是在"拼会计,抠成本",更是在考验企业的内部控制.文章从反倾销内涵以及系统演化理论入手,分别对反倾销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论述,并结合最近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认为应对反倾销乃是出口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题中之义.进一步,文章从五要素整合的角度,对反倾销视角下出口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完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反倾销与特保措施经济效应的对比分析

2009年1月1日,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242段到期失效,进口国将不能再据此对我国纺织品出口采取特保措施,我国纺织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我国纺织品出口"量大价低"的现状,进口国势必转向反倾销等新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采用一个进口国两个出口国的模型,将反倾销与特保措施的经济效应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特保相比,反倾销给我国造成的福利损失更大,对我国纺织产业更具威胁;进口国采取反倾销未必能改善本国福利,且对纺织产业的保护效果也值得怀疑。     

政府干预、产权性质与审计治理效应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外部审计是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治理职能的发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以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府干预、产权性质与审计治理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政府干预并没有对审计治理效应的发挥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得到非标意见的概率更低。     

Ethical Aspects of Using Government to Subvert Competition: Antidumping Laws as a Case Study of Rent Seeking Activ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ethical for company officials to use the force of government to reduce or eliminate foreign competition, using the antidumping laws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e U.S. antidumping laws and then examines several ethical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antidumping laws. The main question to be addressed is whether,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t is ethical for domestic producers to ask government to launch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gainst a foreign competitor. Related questions to be examined include (1) Whether it is ethical to ask the government to launch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even when the domestic company making the request knows that dumping has not occurred; (2) Whether it is ethical to ask for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in cases where dumping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dumping) has occurred, where the effect is to help domestic producers at the expens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questions by applying both utilitarian and non-utilitarian approaches.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市场反应与政府监管

上市公司天然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伴生着规避盈余损失或盈余下降的行为,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引发投资者行为变化进而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督进行研究。在以我国2006—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投资者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并与上市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追求超额收益。     

本地任职、产权性质与政府补助

以2007-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从本地任职视角,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在获取政府补助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本地任职显著地提高了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和数量。基于产权性质角度的进一步经验证据揭示,国有控股显著地抑制了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促进作用。文章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丰富的社会资本如被恰当运用,可以帮助企业获稀缺的补助资源,但这一过程会受限于产权性质,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难见成效。     

被诉反倾销措施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在整理全球反倾销案件和数据的基础上,首次统计分析了1995～2008年全球前12个主要被诉国家的案件数、涉案金额、市场份额的分布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发现中国成为全球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反倾销针对的就是出口市场份额高、竞争力强的产品。其后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结果表明,肯定结案时存在显著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但难以判断贸易效应是短期的;否定结案下也存在贸易震慑效应,但影响小于贸易破坏效应。最后考察不同结案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发现,肯定结案对申诉方提高产业竞争力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随时间递延而衰减。     

消费认知、政府规制与中国食品安全--一个综述及其引申

尽管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众多,但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仍无法脱离基本的供需矛盾。本文从有效需要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认知和政府规制为两条主线对相关前沿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将其纳入到一个基本的供需分析框架中。通过文献研究发现,频发食品安全事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产物,而消费认知的偏误以及政府规制的合理程度对食品安全市场的有效供给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不能仅着眼于对供给的约束,如何提振有效需求则更有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和规制效果。对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目前仍主要停留在一种概述性、工具性的研究阶段或某一领域的经验性研究,关于食品安全经济的内在价值和深度机理性研究还十分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