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研究

Kahneman(2003)在总结决策者的非理性特征时,发现除了过度自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理性特征——锚定效应。已有研究只考察了并购溢价决策中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尚未考察锚定效应的非理性因素。本文旨在考察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文章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并购事件样本,结果发现:并购溢价决策虽然受到理性因素的支配,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锚定效应。具体来说,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内在锚,不存在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内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外在锚,不存在内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外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同时存在内在锚和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仍然会呈现出内在锚效应,但外在锚效应会减弱或消失。如果并购聘请了咨询顾问,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会有所缓解。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价值追求与实现

本文在对企业境外并购的价值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施境外并购的条件进行比较研究基础上,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价值追求及并购条件的影响,从企业与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境外并购价值实现的保障措施。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对以全球性战略布局为基本目标的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具有正面的影响。中国企业应该以全球战略布局为主线,以少数实力派企业低成本扩张为新突破开展境外并购活动;政府部门应该在完善境外并购环境、加强政策引导、强化监管方面保障企业境外并购价值的实现。     

股权特征、控制权收益与企业并购效率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不同的代理成本造成了两类公司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影响了并购效率。国有企业主导的并购,管理费用增加较多,降低了并购效率;而民营企业主导的并购,通常伴随着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也降低了并购效率。为提高我国企业并购的效率,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     

股权激励、企业并购与利润管理北大核心CSSCI

股权激励能否真实有效地缓解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本文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我国股权激励计划为诱因,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动因。本文探讨了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期间及计划实施完成后的业绩表现,发现公司业绩在激励计划实施期间表现优异,但是之后,业绩出现大幅度下滑。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期间,本文并没有找到公司使用四种传统盈余管理方法——对应计利润、销售额、生产成本与酌情费用操纵的证据。深入研究后发现,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期间,公司高管会通过频繁的并购活动来操纵公司当期利润,然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成后,高管不再专注于并购活动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本文为监管部门有效监管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提供了理论参考。     

浅论企业并购的股权联合法

文章就企业并购中存在的两种主要会计处理方法 :购买法和股权联合法中的后者的合理性作粗浅的探讨。说明其理论基础、主要特点及使用股权联合法的益处与弊端 ,对两种方法作一浅显的比较 ,并介绍各国的基本做法和我国的具体规定。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溢价决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主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金融理论和企业国际化理论等,构建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基本因素,海外并购高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交纳的"学费";企业高管的自利与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会放大并加剧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程度;高国际化程度能有效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水平。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决策与风险管理

国际金融危机扭转了中资和外资在中国跨国并购市场上的地位,2009年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力的中国企业加快了在海外扩张步伐,成为跨国并购交易的主流。面对跨国并购浪潮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本文给出了企业并购的决策准备,给出了跨国并购中需要注意的诸多问题,并进而给出了跨国并购的价值和意义。     

对境外投资银行并购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美、日、欧等境外投资银行在近年的并购活动进行跟踪研究 ,使我们真正把握全球金融服务业变革的内在逻辑与未来的发展趋势 ,并从挑战中得到切实有益的启示。     

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策略

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中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存的股权分置问题,使得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首先分析了股票全流通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显著特征,然后提出了上市公司并购的策略建议.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实证分析跨境并购与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产权异质性和东道国（地区）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第二,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第三,基于东道国（地区）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对中国工业企业跨境并购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权的原因、影响与对策

2008年年底以来,境外战略投资者大幅减持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权,对中国股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严重影响了中国金融安全。本文认为,为了防止类似冲击再次发生,必须对中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关机制尤其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机制进行改革,进而从根本上减少境外战略投资者转变为战略投机者的可能性,降低由于境外战略投资者退出而对中国股市和中国金融安全造成的冲击。     

从财务视角看企业并购决策

财务因素是企业并购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并购行为还在加剧,并购的成功与否对企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本文着重从财务视角来审视、探讨企业并购决策的合理性,并对相关的代理问题进行分析。     

资源目标型企业境外并购的困扰因素与改进策略

从2008—2010年三年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成功和失败案例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以获得资源为目标的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更容易受到竞争对手、利益群体以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困扰。在分析这一现象成因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国家层面的疏通与引导、社会层面的自治与自律以及企业层面的合作与共赢,是改进资源目标型企业境外并购效率的重要策略选择。     

高管并购经验与企业并购研究——基于并购数量与质量双重视角

高管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其并购经验将不可避免地对企业并购产生直接影响。本文立足于线性相关模型,以2009-2018年我国2141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并购数量与质量双重视角,探讨高管并购经验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并购经验越丰富,企业的并购数量、绩效与成功率越高,且相较于失败的并购经验,高管成功的并购经验与企业并购之间存在着更为明显的相关关系;股权激励会加强高管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高管偏向于进行风险更高的并购行为,充分利用以往的并购经验,提高并购质量;高科技企业的高管并购经验与企业并购的正向关系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更为明显。本文通过替换指标和分组检验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基于支持模型的企业并购决策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并购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来分析并购产生的动力,并加入时点因素,用路径依赖法分析企业在过去时点的并购决策是否会增加未来并购的可能性,同时在基于通过分析协同程度的大小的基础上,给出了企业并购的具体决策方法和实证。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并购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正一、引言企业并购是推动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重要手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措施,同时也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回顾西方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曾经发生过五次规模较大的并购浪潮。在中国,自1984年在河北保定发生第一起企业并购活动以来,企业间的并购活动呈现增长趋势。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并购活动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不断创出新高,据普华永道《2011年中国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报告披露,     

并购中目标公司的决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购成为很多企业的战略选择。有人错误地认为,并购方处于强势地位往往成为胜利者,而目标公司却只能任人宰割。国美之争上演的反客为主的事件提醒了我们,作为目标公司同样应当有自己的战略和部署,从而在并购中争取主动及应得利益。     

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状况受股权制度的制约.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是股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它为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市场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它也必然导致并购动因、并购方式及并购效应的重大变化.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思考与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与此同时,政治壁垒、法律体系欠缺完善和企业自身的风险都使海外并购行为充满了挑战和风险,为使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军海外市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应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方位出击,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     

中国并购 渐成气候——从并购交易看本土私募股权成长现状

中资机构的海外并购业务在2009年的投资额明显高于2008年水平。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并购业大幅萎缩,唯有资金充裕的中资机构使本地市场仍保持活力,而能源、电力和原材料领域的投资表现尤为突出。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到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