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空间结构视角下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研究——以江苏省装备制造业为例

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其变化趋势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因而研究其内在的变化规律,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空间的拓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从技术扩散的角度研究了产品空间的分布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产品空间较稠密,产品间的距离较近,相对优势产品的先进技术越容易扩散,使得邻近普通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并最终转化为优势产品,推动比较优势演化;反之若产品空间较稀疏,产品间距离较远,优势产品也有可能退化为普通产品,使原有比较优势弱化。由此可知,产品空间的结构特征影响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因而可以通过重塑产品空间以达到影响比较优势的效果。     

中美产品特征对产业升级作用机制的比较研究——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选取1962-2013年中美出口贸易数据,从微观产品特征视角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产品特征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品特征在产业升级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双重作用机制,即产业升级与发展不仅取决于现有产品积累的要素禀赋,还受到产品本身技术复杂性的影响。在产业升级与发展过程中,中国主要依赖产品密度(DEN),即依赖于既有产品积累的要素禀赋实现渐进式发展,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而美国在产业升级与发展过程中,产品密度(DEN)与产品技术复杂性(PCI)同时发挥了积极的双重作用并促进新竞争优势形成。进一步研究表明,密度(DEN)和产品复杂度指数(PCI)在不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通过对比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发现,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积累以及产品技术复杂性提高,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增强,抑制作用减弱,但是引领作用不足。     

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与产业升级——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实证分析

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及可视化方法,从产品结构视角研究产品密度、产品机会收益以及二者交互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借助中国1962-2015年783种产品的出口数据,在可视化基础上分别运用OLS与Probit模型对全产业以及细分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全产业来看,产品密度以及产品机会收益的提高对产业升级和失势均有促进作用,结合二者交互作用来看,产品密度充当牵引力,产品机会收益充当推动力,二者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各影响机制在细分产业中存在差异,除低技术制造业外,各产业升级对产品密度依赖较高;产品机会收益促进了资源类制造业的升级与失势,但对中高技术制造业升级有抑制作用;产品密度与产品机会收益的交互促进了中低技术制造业升级并抑制了低技术制造业的失势,但对高技术制造业升级起到抑制作用。     

要素禀赋、产业距离与产业升级路径选择

基于输入端的行业距离构造并利用自然条件、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科技、经济结构和制度6大类共23种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一种行业的"距离"度量。根据该度量绘制了行业的空间分布图,计算了10个低价值行业升级至3个高价值行业的最短路径。研究发现,资源型行业升级至高价值行业要经历更多的轮次,有时甚至缺乏升级至高价值行业的路径。有些中间行业如饮料制造业则始终出现在低价值行业升级至高价值行业的升级路径中,中西部省份产业升级路径选择若能趋近这些行业,产业升级将更为便利。     

比较优势动态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兼论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与路径

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动态化特征,并且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实现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未来我国能否实现从传统比较优势造就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分工锁定中跨越出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力培育中间部门,促进资本和技术要素集聚,塑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述评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结构转型,而结构转型所需能力的积累源于比较优势的自然演化,并且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会出现收敛。然而,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国富国穷现象一直存在,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能给出统一的理论解释,尤其是在解释"中国出口增长之谜"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增长谜题时,理论严重滞后于现实。为此,Hausmann等新近提出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试图构建解释国家间增长绩效差异的统一理论框架,即产品空间决定了比较优势的演化,进而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一脉相承,但因其进一步考虑到产品空间的异质性及产品集的不连续性等情况,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政策的指导意义更强。     

路径依赖还是路径突破——中国地区比较优势演化模式的测算与评估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本文采用2000—2015年BACI数据和海关数据,检验了中国地区比较优势的演化模式,测算了不同时期、行业和地区的路径依赖强度,并探讨了不同因素对中国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多数地区的比较优势演化呈路径依赖模式,生产篮子从原有比较优势产品向邻近产品逐步演进。分时期看,中国地区的路径依赖强度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回升;分行业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路径依赖强度较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居中,自然资源类行业较低;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的路径依赖强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影响因素方面,政府干预程度、创新水平、贸易开放度、出口技术复杂度、不相关产品多样化与路径依赖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外商投资规模、相关产品多样化与路径依赖强度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地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优化出口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美产品特征对产业升级作用机制的比较研究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选取1962-2013年中美出口贸易数据,从微观产品特征视角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产品特征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品特征在产业升级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双重作用机制,即产业升级与发展不仅取决于现有产品积累的要素禀赋,还受到产品本身技术复杂性的影响。在产业升级与发展过程中,中国主要依赖产品密度（DEN）,即依赖于既有产品积累的要素禀赋实现渐进式发展,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而美国在产业升级与发展过程中,产品密度（DEN）与产品技术复杂性（PCI）同时发挥了积极的双重作用并促进新竞争优势形成。进一步研究表明,密度（DEN）和产品复杂度指数（PCI）在不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通过对比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发现,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积累以及产品技术复杂性提高,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增强,抑制作用减弱,但是引领作用不足。     

中国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集聚特征——基于资源禀赋的视角

为分析中国海水鱼类养殖业产业集聚受到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本文首先采用资源禀赋系数和综合比较优势模型对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区位熵和产业集中度对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海南和福建具有较强的海水鱼类养殖资源禀赋优势,三地在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强的规模比较优势,从而具有显著的综合比较优势。 （2）天津和江苏的效率比较优势显著,因此也具有发展海水鱼类养殖的综合比较优势。 （3）通过对各主产区集聚水平的测度,可以发现具备综合比较优势的地区都具有显著的产业集聚现象,而具有规模比较优势的地区当地海水养殖的增长主要是依靠面积扩张为主,尽管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可以为产业集聚提供基础,但由于养殖品种单一,养殖结构雷同,养殖户容易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冲击。未来应在集聚区域内部采取措施规避自然灾害,在主产区内部也需要加快形成完善的合作交流机制,增加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力度,遏制海水鱼类养殖在集聚区域内盲目扩张。     

中间投入品进口、产品转换与企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多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差异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分析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企业会根据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调整进口种类的数量与规模,发生产品转换行为;通过进口产品转换,中间投入品生产要素流动引起企业要素密度的变动,最终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经验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40个百分点,进口产品转换则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26个百分点。企业通过进口的二元边际提升资本密度,但扩展边际的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因此,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减少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及其进行产品转换的外部政策约束,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浙江与金砖国家的经贸产品比较优势分析

文章从金砖国家经济贸易的特点及现状出发,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竞争优势指数对浙江省与金砖国家外贸产品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金砖国家经贸产品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且这种优势在逐步减弱。同时,大部分金砖国家资本密集型产品属于竞争劣势,只有浙江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略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弱化。     

广东与东盟产业合作的路径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

广东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但在产业合作方面还不足.本文在分析广东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政治与文化基础的基础上,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产业合作的现状,且着重分析了广东与东盟产业合作在制造业、海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前景,并提出了广东与东盟进行产业合作应该充分利用双方的比较优势,加强双方政府政治对话,积极构建产业合作平台,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创新产业合作模式,政府、企业、市场三位一体共同发力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内中国能源产业如何升级？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不仅体现制度层面的要求,而且成为行为层面的必然.界定了"能源产业比较优势""能源产业优势演进"及"能源产业升级Motivation-Ability-Opportunity(MAO)",选取了2009—2019年的相关数据,从区域及全国两个层面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聚焦转型期内"产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产业升级路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制度层面,中国能源产业虽有优势,但仍存在发展"惰性",应选择"渐进式"升级路径;组织层面,各区域能源产业仍普遍处于"升级未成功"或"保持比较优势"的非理想状态;产品层面,中国能源产业的能源替代-互补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化石能源产业未能达到发展预期.因此其仍需继续推进转型升级.     

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识别与突破路径研究

系统分析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突破时序路径,是逆全球化背景下全面防范和化解“卡脖子”潜在风险的关键。基于1995—2021年243个国家(地区)出口产品数据构建产品空间网络模型,识别全球核心产品及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基于产品能力和网络核心性构建优先度指数,挖掘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突破路径。研究表明,在2021年核心度前10%的124种全球核心产品中,共有54种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其突破路径为：充分利用机械与电力设备、基本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领域已有的产品能力基础,优先突破光学显影和金属工艺等领域的基础关键产品,再进一步突破机械与电力设备、光学与医疗等精密仪器、塑料与橡胶制品业等领域高端关键产品。     

基于劳动禀赋优势的自主创新路径选择

劳动使用型创新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劳动禀赋优势的研究视角,通过对禀赋导向与自主创新类型选择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自主创新路径的分析框架。以发挥劳动成本优势为基础,通过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功能创新与链条创新的路径,辅以相应的促进政策,实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创新。     

比较优势动态演化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研究:内涵、动力和路径

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效率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内部逐渐形成的不断适应产业发展环境变化、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培育过程。引起产业发展条件变化的因素,其实也就是引起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比较优势是产业分工的基础,因而也与基于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升级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探索产业发展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产业升级问题,即以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为视角对产业升级的内涵和动力,对比较优势的长期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中国为例探索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中产业升级的路径问题。     

中国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焦点。论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熵权法构建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指数,利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五级分类法—非劣解交集法”和Dagum基尼系数刻画其时空分异格局,并采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东高西低、两极分化”的空间分异格局,空间依赖性较强;（2）区域间差异是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总体差异的重要原因,超变密度的贡献起主导作用;（3）全国及三大区域均有显著的空间收敛特征,东部条件β收敛速度最快,空间溢出存在“以邻为睦”现象。因此,要加强资源要素互联互通,提升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显性比较优势: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吗?

显性比较优势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吗?文章基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97起涉案产品样本,并引入非涉案395种10分位主要贸易品扩展样本,研究表明:(1)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当年主要集中在中国对美出口具有较强显性比较优势的涉案产品上;虽然遭受美国反倾销,但中国在35起涉案产品对美出口上仍保持着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不过有27起涉案产品已丧失较强的显性优势。(2)扩展样本后各影响因素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概率的影响程度减少,避免了样本选择的有偏性。相比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j贸易逆差是美国ITC裁决行业损害、签发反倾销指令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直接诱因。而显性比较优势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中国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的魔咒。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滑、失业率上升是其他影响因素,并且次贷危机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论我国出口产业的战略调整

是否需要继续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比较优势"的利弊之争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争论焦点。文章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立足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认识和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澄清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误解,拟对我国出口产业的战略调整提出一定的对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