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工资决定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工资决定理论的替代性解决

解释工资差异的理论同时就是解释工资决定的理论。在新古典工资决定理论中,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只能解释劳动力质量不同造成的工资差异,不能解释劳动力质量相同时的工资差异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新发展的工资理论中,只有补偿工资理论专门针对同质劳动力工资差异进行了解释,而效率工资、竞赛工资、资历工资等理论并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工资差异。各种新古典工资理论由于都建立在不符合现实的假定基础上,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工资决定和工资差异。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对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进行了区分,能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工资差异做出更符合实际的解释。     

科斯理论新解(之一)——交易成本的界定及其与价值理论的关系

科斯理论的科学命题是他的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所忽略的东西.但是把交易概念扩大化,把企业看作是市场的替代则失之偏颇.把交易成本确定为商业流动成本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由此可以提出缩小或者扩大交易成本的各种措施.就价值理论而言,科斯理论与"需求度"决定商品价格的理论是吻合的,比"需求平衡"决定价格更加切合实际.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界定、发展及其评价

在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定义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以及对其发展阶段和典型模型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分析理论的演变历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增长率由增长模型本身决定,是由模型的内生变量决定,而不是求助于外生变量;它是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之后的第三次理论革命,为解释经济增长事实和提供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     

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从斯密到马克思

与基于自身假定而排斥分工思想的主流新古典理论不同，古典学者斯密和极大地发扬了古典分工思想的马克思。都在其各自的理论中深刻剖析了劳动分工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分工不仅内生于经济增长，而且是服务于资本积累和现实竞争经济的自我演进过程；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为专业化和分工提供了相对价格的参考，而劳动分工也在不断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推动着现实经济的增长。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斯密和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对于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均衡价格理论演进的历史脉络

论文首先阐述了古典价值理论发展中的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论和效用论三大理论，接着分析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的经济学内涵，最后对均衡价格理论“对接”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做了总结性评述。     

"经济人"现实说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一种内在的经济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其原本属性规定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其深刻的理论内核和思想精髓使之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为整个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安排奠定了基础和基本框架.     

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分化与综合

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的是由斯密创建的,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经过了穆勒和马歇尔两次重要的综合,形成了价格均衡理论,建立了微观经济学。面对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凯恩斯革命由此诞生,但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是缺乏微观基础的。所以萨缪尔森因此就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即“凯恩斯经济学”加“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萨缪尔森“新综合”是马歇尔体系的翻版,是一种病态的体系,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是失败的综合。最后杨小凯又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综合的思路。     

谈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本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本是否具有制定价格的作用,或者说成本是否是制定价格的依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1.市场经济下的成本不具有制定价格的作用,也不是制定价格的依据。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品货币经济中的一个经济范畴。成本是商品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此进行过科学的分析: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用公式表示是W=C V m。如果我们从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 V)的等价物或补偿物。但这一公式是针对社会再生产而言的,商品成本即(C V)是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低补偿尺度,商品的成本耗费不能得到补偿,简单再生产就无法进行。那么,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是不是依据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来制定的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级政府均设置了物价管理部门,此部门依据商品生产的成本,采用成本加成利润率的方法来制定销售价格。这就难怪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者不去找“市场”而去找“市长”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个别商品生产者所生产商品的成本的高...     

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本文对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做出阐述。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拉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因素、消费因素、投资因素、贸易因素、知识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等加以分析,最后得出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结论。     

市场经济下的成本再认识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必须转变传统的成本观念 ,成本不是制订价格的依据 ,不能按成本来给商品定价。商品的价格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 ,成本只决定利润水平高低 ,企业生产应实行“成本否决”的功能。在成本中应该包含科学技术的价值 ,在知识经济时代 ,生产是凭借高科技来进行的 ,产品成本中不包含科技价值就扭曲了成本价格 ,使人对利润产生错觉。成本会计核算必须改革 ,现行的核算方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背后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在目前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国进民退"不仅仅是一种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简单博弈,更不是相关经济指标的此消彼长,其本质上反映了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偏好和迷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健全法治,深化改革,确立起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总体方向应该是,由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现代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演变,由传统的一体化多层次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在现代企业理论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交易费用理论受其方法论的制约,不能对这一演变过程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企业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最终目的是获取更高的效率、效益和规模经济。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变是对技术创新带来的规模经济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多年的发展,为理解增长过程、分析增长问题、制定增长政策提供了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但对于面临深刻制度变革的中国,只有将以市场化为主旋律的制度变迁过程结合到增长理论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为中国的增长问题提供理论启示。以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联接方式及其变化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是合适的;在当前时期,打破三者之间的制度性联接,将三方面的改革隔离开来、独立进行,在制度变革中推进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提高经济的自运行能力。     

注入与漏出：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循环与增长——兼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显然没有像指导发达国家那样成功,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典型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依靠外部注入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由于未能培育出具备自生能力的国民企业体系和成熟的本土资本市场,其经济体构造先天性存在缺陷,进而使其国民经济循环存在三种经济漏出,即国际漏出、政府漏出和寡头（分利集团）漏出,而无论是外部注入和还是内部注入的作用都被这三种经济漏出抵消了,并导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提供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失效。堵塞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循环漏洞的关键是培育健康的国民企业和建设维护本土资本市场,进而构造健全的经济体。从长远角度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调发展,流体力学和国民经济循环的“注入—漏出”机制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建设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关键

建设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本质.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重复已经过时的非商品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发掘马克思的一般劳动范畴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吸收现代经济学中有用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并用来研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劳动价值一源论"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 --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再反思

《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体系，从总体上看是生产力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是支论，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典型表现形式“劳动价值一源论”，应予扬弃。我们要与时俱进，推进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生产力价值论。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

经济增长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更不可能明确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定位及经济管调方式并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经济增长需要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鞭策市场微观经济主体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前提性问题

经济道德在其本质上,不仅是某一经济形态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本性,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形态价值维度的辩证运动。无论是经济现象还是经济学,都不能不讲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道德,除了一般原因之外,还由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无论在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务实求效的原则,在不同的经济领域实施不同的道德内容,并由上而下地引导与升华,使其根本价值旨趣指向集体主义原则。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

人口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发展而来的。本文以大量翔实的欧洲史料为基础,阐述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人口与财富、人口与收入、人口与资本之间关系的人口经济学说,并对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经济学说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成分进行了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