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已“非农化”

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今后20年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预计从2011至2030年的20年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3亿左右。根据在20多个城市开展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5％，“亦工亦农”正在成为历史；八成农民工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镇，他们进城的选择与户籍制度是否改变无关；外出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二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问题探析

本文以第二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对不同地区第二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与访谈材料,描述了微观视野下第二代农民工真实的婚姻家庭生活图景。研究发现:第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婚恋观、通婚圈等方面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过渡特征,不过,这样的转变并不彻底;第二,第二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生活在从农村到城市与从子女转变为父母方面面临着窘境,在维护家庭和选择定居地方面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了禀赋代际差异的两代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消费方式,其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其最终归宿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不愿回乡务农——来自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实证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返乡务农关系到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和未来粮食安全。课题组通过长三角1327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调研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回乡从事农业。针对这一选择行为,文章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予以了剖析,结果发现:年龄和务农经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选择的首要因素;他们不愿意回乡务农更多看重的是在城市收入和将来子女教育;另外,城市融入度认知及被歧视状况对其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对策分析

由于工资性收入偏低、社会保障缺失、土地分配不公等原因,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明显的贫困代际传承问题,这种传承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可以通过创新农民工就业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置换制度、统一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建立按居住地入学、升学制度、改革粮食价格体系,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行城乡配套的低保制度等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承问题.     

职业农民栏目征稿启事

<正>当大批农村青壮年怀揣梦想涌入城市,有一些人却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悄然走上职业化的成长之路。他们有的从事种植养殖,在生产一线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们有的从事农产品销售、合作社经营,整合零散农户抱团闯市场;他们有的运用专业技能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新型职业农民,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辛勤耕耘,日渐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主体。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河南省林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研究

着眼于“建筑之乡”河南省林州市两代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基于林州市茶点后子岗村、五龙镇渔村、桂林镇七泉村、东岗镇教场村4个村庄调研收集的数据,从受教育情况、社会关系网络、外出务工情况、城市感知与城市融入等视角剖析林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从家庭负担、社会保险、城市融入等角度分析潜在问题,为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工流动问题思考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有很多，通过从事第二、三产业获得劳动报酬是其收入的一个来源。目前，大多数学者把这些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却通过从事二、三产业获得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拥有土地，户籍是农民的叫农民工。实际上由于再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有大量农民工并不长期生活在城镇，而仍然是农村。     

加强农民工权利的法律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生活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层次低,现代意识不强。他们大多在城市中从事建筑、商业、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人们一般称他们为农民工。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现状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既不同于城市人口也不同于乡村人口的新型群体，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渐趋陌生。具有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活经历，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比第一代更充满着自我矛盾的群体。关注这个群体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采取适当对策解决其社会归属与融入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顺利进行，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目的]文章通过意愿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层面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的代际差异,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通过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相比于"务工经商"的流动群体,拥有"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和"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定居;现有市民化政策更加倾向于男性,但女性的落户意愿反而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落户可能性越大"仅限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需求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结论]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关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健康教育宣传能够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特征及其效应

农民工群体家庭迁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两省外出务工农民工调查,发现家庭迁移农民工基本退出农业,在城市的工作和居留更稳定,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意愿强烈,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而不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倾向,是最可能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家庭式迁移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也导致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的大量闲置浪费,这些农民工年老后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意愿更强烈,规避风险的途径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村,退出农业具有阶段性、短期性。政策上建立起家庭迁移农民工的规避风险替代机制,消除农民工对土地和农村的风险依赖,保障迁移农民流转中土地权益,促进承包权、宅基地流转扩大及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缺损及其防治

进城务工农民是指那些在城镇从事非农工种，而身份仍然是农民的进城务工人员。从身份上说，他们来自农村，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乡承包着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从事着农业劳动，并从农业生产中获得一部分收入。从职业上说，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并以此作为他们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     

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特点与规律研究

据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报道》,到2011年底上海有600万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达360-400万。新生代“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验;“新”在对城市生活有更强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家庭负担。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将有助于农民工顺利在城市就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