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游资规模的测算研究

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在人民币预期升值驱动下,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实施效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结合Auto-Regressive模型、PLS回归和GM(1,1)模型对2005~2009年的我国国际游资规模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国际游资主要是通过贸易顺差流入我国的,FDI中隐藏的国际游资相对要少很多。测算至2009年底,我国的国际游资规模已经达到了12623.31亿美元。     

升值预期真的驱动国际游资流入中国了吗——基于四重套利和边限协整模型的新证据

国际游资跨境频繁转移冲击经济稳定性问题是当前金融学研究的热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国际游资加速流人中国。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国际游资流人中国的趋势出现拐点。是什么决定了国际游资的跨境流动呢?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国际游资流入的影响真的如很多人预测的那样显著吗?论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流入我国的游资规模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内外利差及国内资产价格之间内生关系的四重套利模型,并利用边限协整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利差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与国际游资流入有显著的关联性,且房地产市场对国际游资流入规模的影响程度最大;股票市场仅在短期内与国际游资流入存在瞬时关联性,长期关联性不显著;而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国际游资流入之间无论是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快速升值阶段,还是量化宽松政策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阶段,在长期还是短期内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反市场预期的人民币汇率操作能有效遏制短期资本流入吗?——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7月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市场上的反市场预期操作对短期资本流入数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2005年7月至2013年12月的不同时间区间里,反市场预期的人民币汇率操作对短期资本流入数量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两区制特征,不同区制的划分主要以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是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依据。相对于正常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时期,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操作对短期资本流入规模的抑制效果更明显。但考虑到汇改以来的短期资本月度平均规模,这种抑制的总体效果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借助加强资本账户管制等手段来抑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     

国际游资流入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经济企稳回升的背景下,我国作为经济率先反弹的国家,可能会受到国际游资的追捧,如果不加以防范,将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成巨大冲击,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游资流入可能对宏观经济的造成影响,提出了针对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的应对策略。     

国际游资大量涌入中国的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是以追逐短期高额利润为目的的投机性资本。大量研究数据表明,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多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国际游资把中国作为它们新的投机套利目标,大量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中国经济之中,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大量泡沫产生,对我国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将对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对目前我国市场中国际游资的规模进行估计。第三部分将运用Granger因果检及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对影响国际游资进入我国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若干政策建议。     

国际游资大量涌入中国的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是以追逐短期高额利润为目的的投机性资本.大量研究数据表明,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多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国际游资把中国作为它们新的投机套利目标,大量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中国经济之中,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大量泡沫产生,对我国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将对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对目前我国市场中国际游资的规模进行估计.第三部分将运用Granger因果检及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对影响国际游资进入我国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若干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背景下中国货币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受到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空前关注。本文选取1996年1月-2010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多变量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检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支持以通货膨胀率、股市收益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作为描述三区制经济状态的指标变量。分区制的累积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在不同状态区制下,货币供应量、信贷、利率、财政支出和人民币汇率对经济系统具有非对称的影响。     

美元指数波动对我国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效应研究 ——基于MS-VAR模型的分析

随着资本市场开放,我国资本流动加快。为防范短期资本的大幅波动,本文选取2006年10月～2018年4月的月度数据,使用GARCH模型测度美元指数波动的幅度,并运用MS-VAR模型分析美元指数波动率以及其他变量对我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包含美元指数波动率在内的各因素变量会对我国资本流动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区制下各不相同,即存在非对称效应;在资本流动结构方面,在国际资本流出和流入状态下,美元指数等变量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不相同。     

当前国际游资对我国经济的潜在冲击及其对策

当前,国际游资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房地产、期货、股票市场进行投机套利的迹象较为明显。应高度关注国际游资对我国经济可能带来的潜在冲击,加强对国际游资的调控与监管,既有效利用外资,又防范金融风险。     

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2005年7月~2011年12月我国跨境短期资本的规模进行了估算,并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框架下,进行脉冲响应和分步滞后误差修正检验,探究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本文结论显示国内外利差提高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吸引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入,国内股市繁荣也会吸引一定量的游资,但长期影响可能是负面的,此外,房地产收益率并未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多重账户资产组合理论分析框架下的国际游资成因分析

国际游资会根据资本流入国经济基本面情况进入不同的台阶,国际游资流动存在＂台阶＂现象,在每一台阶,国际游资的动机是不同的或多重的,国际游资持有人存在＂权重调整式多重动态心理账户＂,基于避险、套利和投机构建的三重模型可以较全面地解释国际游资流动及其动机.     

游资集体撤离的风险及其防范

大量游资业已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的现实,以及我国外汇管理从“宽进严出”逐步朝着管理流入、放松流出的转向,再加上特殊因素的触发,便会引爆游资集体撤离我国的风险。为防范这一风险,就必须及早疏导游资。实现其缓慢的净流出。具体措施包括：调控触发因素。维持“鸡肋”收益率,以及在特殊时期强化流出管理等。     

我国国际游资与股市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间接法估算出2005年9月至2014年4月我国国际游资数额,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我国国际游资流动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市波动与我国国际游资规模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即我国股市繁荣,会引起大量国际游资流入;股市低迷,则会导致大量国际游资流出。     

构建防止异常资金跨境突发流动的预警应急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各经济体所作出的最直接反应就是调整对中国市场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和数量，其中包括非正常趋利游资流动。近年来，我国经历了两次方向相反的大规模异常资金流动，一次是1998年的资金外流，另一次就是从2002年至今的资金流入。此次资金流入，     

汇率改革后国际游资暂持观望态度

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上升,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也全方位展开。为消除升值预期,防止过度投机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应对举措。汇率改革前,国际游资投机中国的预期正在发生变化,热钱流入速度开始放缓。汇率改革后,新汇率机制增加了市场的猜测气氛,投机性资金仍持观望态度,目前尚无明显证据表明国际游资已开始豪赌人民币升值。     

金融开放、资本流入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

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加为背景,采用2005—2020年3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度数据,在“推-拉”框架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开放,研究金融开放如何改变各驱动因素对资本流入规模的影响,最后利用PVAR模型分析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开放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各驱动因素对资本流入规模的影响。对于更开放国家来说,资本流入对于各驱动因素更加敏感,而且由于不同类型资本的流入规模和目的不同,该影响表现出异质性。金融开放水平越高,资本流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大。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日本经验及启示

创建离岸金融市场是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建设市场经济、推动海外投资的需要。然而,根据日本离岸金融市场(JOM)发展初期的教训,在本币持续升值、资本市场出现泡沫的情况下,离岸金融市场容易成为国际游资流入境内的重要通道,加大了金融风险。因此,我国现阶段必须在有效控制规模和渗透的前提下发展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建立跨境本外币流动监控体系,防止境内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国际游资流入国内的通道。从中长期来看,应深入推进内地的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     

疫情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吗?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疫情对FDI的影响程度已经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疫情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疫情是否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和疫情常态化下我国FDI流入恢复的支撑因素等。断点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各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属于中短期效应,疫情并没有导致影响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因素发生本质变化,且各样本省市FDI流入受疫情影响不同、恢复快慢也不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显示,FDI流入在样本省市均具有较强的惯性,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江西FDI流入受经济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和上海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应更多地考虑营商环境、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等,此外基础设施对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国际游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际游资流动的动因分析,选择将人民币汇率预期、中美利差、上证指数作为影响国际游资的关键因素。首先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来界定国际游资与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国际游资与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很大,可以通过这三个因素来分析国际游资的规模变动情况。接下来通过脉冲响应图看出,如果给中美利差一个冲击,其对国际游资的冲击程度不是很大;若给人民币汇率预期以及上证指数一个冲击,则在前几期对国际游资的影响程度会逐渐增大,但最终作用会趋于稳定;当给国际游资一个冲击时,它对中美利差、汇率预期、上证指数均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汇率预期和上证指数的持续时间较短,利率的影响则具有很长的持续性。     

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其对策研究

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是影响一国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国际资本在短期内过度流入,并在特定环境下迅速逆转。本文采用1980-2008年7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对国际资本的三种类型(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易变性分别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并采用广义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对易变性的决定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检验。结果表明,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易变性要显著大于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率、制度质量对FDI易变性产生影响,而国内金融体系结构、汇率波动和通货膨胀等则造成各国非FDI资本易变性的差异。这一发现对各国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