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按照安全合作的性质和功能差别 ,可以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分为四类 ,即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合作安全以及集体安全。冷战后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合作相比 ,亚太地区最大的特征是缺乏建立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这三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条件 ,只有合作安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合作安全本身存在一定的功能缺陷 ,所谓的“亚太方式”又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局限性 ,使得合作安全未能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

针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议题,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亚太地区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方向。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和安全应相互促进、同步前行,呈现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借助统筹的思维可以更加有力地推进发展质量与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在目标的统筹兼顾、手段的基本契合以及理念的总体一致,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把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新地区秩序。要扎实有效地促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需要基于政治互信、发展互利、安全互进以及文明互鉴,借助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进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开展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其他地区的进步事业也具有相应启发。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威胁,也使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在全球多领域产生了全方位链式影响,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反应迟缓、部分失灵、治理成效有限。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机制等应对不足、效果不彰。大国领导、大国协调与合作难度加大,未能体现领导作用。各国需要反思如何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确保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各国还需维护和稳定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对国际治理制度的更新、补充和替代,加大大国协调与合作力度,加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赋权和赋能,提升其权威性和行动力,强化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和制度建设,增补新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层面结成理念共同体、制度共同体、政策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确保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共同发展繁荣。     

权力、机制与认同——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盟地区论坛被称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3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作者分析了3种范式的优缺点,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3个重要变量。     

权力、机制与认同——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

东盟地区论坛被称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安全框架”,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主国为了维持其领导权威,有必要创建多边机构,向跟随者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3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却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对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作者分析了3种范式的优缺点,并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3个重要变量。     

“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北大核心

针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议题，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亚太地区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方向。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和安全应相互促进、同步前行，呈现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借助统筹的思维可以更加有力地推进发展质量与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在目标的统筹兼顾、手段的基本契合以及理念的总体一致，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把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新地区秩序。要扎实有效地促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需要基于政治互信、发展互利、安全互进以及文明互鉴，借助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进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开展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其他地区的进步事业也具有相应启发。     

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东亚地区带来很大挑战,东亚国家成为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空前深化的客观事实。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也是在“转危为机”中得到发展,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与以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不同,国际治理需要在地区国家间构建以相关科学知识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知识权威以及以政治和社会舆论认知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认知权威提供保障。作者将从知识和认知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东亚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功能性国际治理能够有效并且有持续性,需要两个层面的与知识相关的共同体:一个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以专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知识共同体,另一个是超越上述专业知识、具有跨国合作解决功能性难题共识的更加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认知共同体。中国与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作为非西方世界两个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中日具有知识上的巨大互补性。中日合作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新的规范建构提出更多“东亚智慧”,起到政治引领作用,为东亚地区培育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健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非传统安全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尤其是地区范围的急剧扩散和亟待解决 ,使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作为一条有效而可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提上地区安全的议事日程。同时 ,非传统安全的特性和该领域的地区合作促使国家角色身份发生积极的转变 ,有助于集体认同的形成 ,使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成为可能。这种关系在东亚地区得到充分体现和印证。     

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北大核心

地区制度的兴起增加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性。竞争性多边主义理论强调制度竞争会导致国际机制的碎片化和规则冲突。制度聚合理论则认为制度背景会强化规则的一致性,甚至形成制度服从。这种冲突—聚合的二分法不足以分析地区制度与多边制度之间关系的复杂现实。作者提出一个双层对冲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地区制度与核心多边制度间的联系机制;一方面,地区成员要通过建立地区制度寻求外部选项,实现对现有多边制度的制衡。另一方面,地区成员又离不开现有多边制度,需要借用现有的多边制度资源来解决地区制度建设中的机会主义问题。为了实现双层对冲,地区成员国会根据地区制度的系统冲击效应和投资报偿结构,设计不同的制度嵌套。作者比较了金融救助领域的欧洲稳定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及拉美储备基金等地区金融安排,其结果符合预期。双层对冲框架下的兼容性制度竞争有利于推动国际制度的渐进变迁,限制了大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冲突烈度,为世界政治的和平权力转移提供了可能。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研究

中国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基于普遍安全、共同发展、绿色美丽、合作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倡议,凸显中国的大国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持续有力、高效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其本质关系、逻辑进路和有效途径等在学术及实践层面尚不够清晰明确。在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探索形成良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作用方式、联通机理和驱动途径,以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够通过建构牢固有效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更好地驱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春秋时期国际体系内大国试图继承西周大一统体系的部分合作规范来建立国际制度,但所建立的国际制度出现了公共物品不足、制度维持成本过高、成员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成员间矛盾不断加剧、合作规范退化等现象。这是因为制度内大国为争夺制度领导权而激烈竞争,又由于制度安排、大国间竞争结构、领导权争夺的零和性质等因素的作用,竞争者选择了违背合作规范的恶性竞争方式,并因此导致了合作制度崩溃与规范退化。国际体系也随之从春秋时期相对有秩序、有规范的状态向战国时期霍布斯状态转化。国际制度的建立有时不仅意味着参与各方总体收益的增加,国际制度还承载着其他重要的社会性利益,比如制度内的领导地位等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竞争可能导致制度的瓦解。这是某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观点所容易忽视的内容。春秋时期国际制度内恶性竞争的现象反映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大国具有较高身份认同、内化了相同的合作规范、拥有较高的制度内地位,仍然可能为了制度领导权而竞争。     

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从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的基本概念出发,探究国际秩序的演变和地区主义的勃兴,指出国际体系已经达到地理扩展的极限,在全球秩序探索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之际,主要大国将其关注点转向地区秩序的重塑。以此为基础,作者剖析地区一体化的进程,深入研究地区主义的作用与价值,指出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新地区主义的兴起,推动着地区秩序的建构。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是地区秩序建构的基本逻辑,具体地说,存在互动关系的相邻国家之间以地区内各国共同利益的汇聚为基础,并通过地区意识的整合实现共同利益的制度化;地区各国共担责任,地区大国承担提供地区共同物品的更大责任。上述建构地区秩序的基本逻辑包含的主要内容是:以共同利益的追求为基础,以各国责任共担、大国承担更大责任为主要形式,以奉行开放地区主义为基本原则,以追求合作安全为主要支撑,以地区制度建设为核心路径。     

历史视域下“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联盟化的影响因素与前景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可以视为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延续。与历史上的多边联盟实践相比,四边安全对话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影响四边安全对话同盟化的诸因素中,主导国意愿、结盟对象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差异以及中国的能动性对四边对话联盟化的前景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同时比较美国历史上在亚太地区的多边联盟实践,得出结论认为四边安全机制难以走向同盟,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动力具有持续性,在今后还可能以其他形式继续表现出来。对此中国既要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也要在不断的崛起中调适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从发展进程看,它经历了应对军事安全的传统大国协调和应对综合安全的新大国协调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协调在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已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渠道。目前的新大国协调既是对传统大国协调的重要延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安全议题的多领域、会议机制的多轨道和常设性、成员数量的增多、规则与规范的低法律化和非强制性等。总体上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大国协调比传统大国协调更容易推行,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必须从合法性、授权性和集中性诸方面予以改进。合法性主要是增强法律化和责任性;扩大授权性可以与权威国际组织缔结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集中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更具内聚性的新的大国协调,即全球治理中心机制。     

东亚“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国协调已成为构建东亚区域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规范上看,大国协调所拥有的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自我克制等共有规范非常适合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合作安全"理念、"东盟方式"决策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取向。从现实条件看,东亚地缘政治生态中凸显的大国特性和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大国协调,而东亚区域大国权力相对均衡化有利于大国协调。从经验上看,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提供了在与大国无直接关涉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在次区域启动大国协调的可行路径。新的东亚大国协调有三种路径选择,即"软安全"导向的"多边协调"、综合安全导向的"双边协调"和"多边协调"。东亚峰会和现有的大国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分别是前两种路径可利用的制度资产。第三种路径的理想状态是一种独立的安全机制,旨在应对重大的区域冲突和危机。在实际中,三种路径可以交叉重叠、并行运作,构成一种双边与多边互动的"大国协调网络",由此为东亚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一种稳固而有效的机制。     

当前大国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向

当前大国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向是:大国多边关系出现新的多层面多形式的动态整合。导致这一态势的主要因素有:大国间利益的交汇点和分歧点正在发生新变化;合作与竞争的内涵和领域正在发生新变化;硬实力与软实力,尤其是影响力的消长与对比正在发生新变化。一、大国多边关系出现新的多层面多形式的动态整合当前大国多边关系的演变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四组多层面多形式的动     

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

冷战期间传统地区主义在欧洲盛行,尽管亚太地区合作所奉行的“新地区主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它们的利益。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启动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所奉行的“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既注重区域内的合作,又强调对区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开放。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回归传统地区主义的色彩,但更是新地区主义的超越。这一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制度化安全合作与权力的自我约束

本文探讨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国家间制度合作的形成与大国权力自我约束的关系问题。安全制度的建立与维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其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一般地说 ,安全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但安全制度的建立较之其他领域来说相对困难。在安全领域 ,制度建立与大国的权力自我约束之间有重要关联。而权力自我约束主要受力量和观念结构因素的影响。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超越均势,又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呢?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联盟安全模式”和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另一种可能的东亚安全秩序:“协治(collaborativegovernance)”安全,即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由大国推动、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形成一种可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的关系结构———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社会,最终走向安全共同体。中国借助区域一体化、通过“协治安全”模式重塑东亚安全秩序才是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之最优。     

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探析——来自后结构主义身份认同的视角

专业性国际组织总是存在政治化现象,且经常表现为一种难以形成集体决策、无法开展集体行动的困境。关于专业性国际组织政治化的动力由何而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提出了不同解释,但这些解释过度强调单一维度的工具理性逻辑,对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探讨不足,难以提供兼具建设性和实效性的政策启示。后结构主义的身份认同视角将身份、主体性、话语与对外政策置于一个连贯的逻辑框架中,从专业性国际组织内在的身份认同张力及主体性建构难题中探寻政治化的原因。国际政治外交行为体、专业知识共同体和官僚理性行为体在不同身份认同话语的交汇与碰撞中共同塑造了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主体性,不同行为体身份认同歧异性的加剧导致专业性国际组织难以建构连贯自洽的主体性,从而陷入集体决策和行动失灵的政治化困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面”世界遗产为此提供了经验验证,说明身份认同视角能够为扩展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路径、深化国际组织的本体论思考提供助益,在政策层面启示应从话语沟通和规则建构的长期性多边外交努力中探寻政治化困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