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国外产业政策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协调失灵论和系统失灵论为产业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水平型、功能型和选择型产业政策的三分法为产业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出现了以能力建设与创新政策为核心的新式产业政策,它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比“旧式”产业政策有了更大的拓展;而欧盟由框架性政策、水平型产业政策与部门产业政策所构成的产业政策实践则为现代产业政策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新视角。如何创造性运用产业政策理论的新发展解决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是我们目前面前的一项主要挑战。     

产业政策支持的微观共同富裕效应——来自企业内部分配的证据

基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视角，考察产业政策的微观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显著降低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可通过促进行业竞争、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中央产业政策，地方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且当央地产业政策协调一致时最为显著；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企业、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企业中，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研究扩充了评价产业政策的理论视角，对共同富裕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论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本系统分析了产业政策存在的理论论据及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同时提出了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主要思路。     

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变迁研究

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高速发展,本文重点对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和变迁历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文章最后对战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评价。     

我国FDI产业政策演变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回顾了我国FDI产业政策的演变,认为FDI产业政策不仅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同时,提出进一步发挥FDI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的建议。     

日本重点产业政策评析

重点产业政策在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重点产业政策出现失误。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人们开始质疑日本重点产业政策，反思重点产业政策存在的弊端及其给经济长远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主要光伏市场国家光伏产业政策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详述了主要光伏市场国家(德意日美)的光伏产业政策,然后介绍了我国的光伏产业政策。对比五国光伏产业政策,发现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存在不完善之处,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缺少配套的政策、缺乏国家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光伏技术扶持政策和光伏人才培养方面也很缺乏,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研发投入与融资约束视角

基于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效应,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此外,分位数回归发现,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本来就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受到的产业政策促进作用强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了数字经济硬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抑制了软件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要因企因地设计产业政策,避免造成行业内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产业政策抑制了实体公司金融化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十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期间的产业政策信息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实体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总体上抑制了实体公司金融化,并且该效应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增强;相比民营企业,产业政策对实体公司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     

浅析产业政策法与外资法的关系

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促使产业政策法和外资法都对外资进行监管,由此导致产业政策法和外资法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前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对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顺应这一要求,加快产业政策法和外资法的完善。     

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推进了产业升级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中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借鉴Antras等提出的最新方法,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库,从价值链上下游视角对企业价值链定位现象进行测算,考察了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重视市场竞争,选择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作为目标产业能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在行业内部,产业政策应强调提升市场竞争度,一方面坚持普惠性原则,针对整个行业而不是单个企业或部分企业的产业政策,能有效兼容市场选择机制和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年轻企业"的发展,针对市场竞争程度高、创新动力强的"年轻企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激发效应更大。     

中小股东的社交媒体“发声”影响企业并购偏好吗？——基于互动易（e互动）平台的经验证据

受制于传统公司治理框架的局限,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中小股东在产业政策相关并购决策中的“发声”提供了重要渠道。文章利用沪深交易所互动易（e互动）数据,考察中小股东在社交媒体的产业政策信息反馈对公司并购产业政策支持项目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社交媒体的产业政策信息反馈显著增加了企业并购产业政策支持项目的比重,该影响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媒体素养低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在社交媒体的“发声”不仅会加大企业的股票价格波动,也会增强企业在并购时选择产业政策支持项目的偏好。文章为监管部门提高企业并购重组质量、落实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政策提供借鉴。     

产业政策、资产有形性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

基于我国的特殊制度背景,实证考察产业政策、资产有形性与企业资本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不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依靠高资产有形性降低了其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并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受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的资产有形性并没有对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不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依靠高资产有形性获得了更多短期借款,却因产业政策的限制减少了长期借款,且其资本投资水平仅随着短期借款的增加而提高,而长期融资对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因而政府在利用产业政策的“有形之手”对产业发展加以引导时,须进一步完善金融信贷机制,为企业及宏观经济的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对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基于全新构建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上述影响在企业及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关于上述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提升研发密度及产业集聚程度,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两个有效渠道;此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企业及地区异质性.     

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并无显著影响。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国有企业劳动力需求发挥显著抑制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力需求发挥有效促进作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与产量扩大效应两种机制实现。进一步研究表明,环保产业政策支持总体上加大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环保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薪资水平整体无显著影响,对国有企业劳动力薪资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力薪资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拓展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研究,为进一步理解环境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作为研究视角,结合CEPII-BACI数据库中2010～2020年间中国HS6分位层面的出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收入水平、要素密集度与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也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途径来推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跃升,其中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产业政策与集团内部资源配置

集团资源是社会经济资源的组成部分,引导集团资源流向受产业政策支持的集团内企业,是产业政策成效发挥的重要依托。以2007—2020年隶属于集团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产业政策如何影响集团资源配置。研究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能够从集团获取更多的资源。基于集团产权性质对其内部资源配置行为影响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集团会向受产业政策支持的子公司配置更多资源。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集团资源支持主要受政策迎合动机而非避税动机驱动。进一步分析发现：集团产权性质会影响其支持方式,即国有集团更倾向于直接使用资金支持,而民营集团则更多地使用担保对子公司进行支持;集团设立财务公司能够强化其对产业政策相关子公司的支持力度;国有集团的资金支持提高了子公司的创新水平与投资水平,但民营集团的担保支持仅提高了子公司的投资水平,而未能提高其创新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从集团资源视角拓展对产业政策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特征与规律的认识。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研究:1979—2004

本文以我国正式颁布的五次外资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投资目录进行产业归类,并对各种政策类别赋予权重,以此测量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在这基础上,再揭示外资产业政策的变化规律和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手段上,我国主要通过审批程序来引导外资产业流向;在开放趋势上,我国对外资产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在开放导向上,五次外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一致性;在政策变化上,三次产业均有律可循。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联系与冲突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竞争政策是产业政策的基础和起点,产业政策是竞争政策的辅助和补充。在竞争政策优先的基础上,注意两者的冲突避免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