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碳排放的关系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收入分配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基础上,文章通过测算我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均碳排放量,选用1995—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和验证了经济增长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存在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而西部地区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呈现"正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这样会进一步加重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破坏程度。     

纳入技术进步和税收的真实储蓄水平估算与启示——对2005年和2015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的比较分析

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纳入技术进步和税收对中国29个地区的真实储蓄总量和人均水平进行估算,结果表明：2005和2015年各地区的真实储蓄总量和人均水平均为正且呈增长趋势,生产性资本的快速增长补偿了自然资源损耗,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较小;各地区真实储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趋于扩大,生产性资本增量和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地区差异导致真实储蓄增量的地区差距扩大;纳入税收后各地区真实储蓄水平显著降低,税收对真实储蓄的负向影响完全抵消了技术进步的正向贡献。应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投资总量并优化投资结构,强化技术进步对真实储蓄增长的贡献,弱化税收对真实储蓄增长的负效应,以促进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研究

"十五"期间,各省市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向一致,省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22左右。从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农民与内陆地区农民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其中3/4的地区差距来自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从收入来源上看,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总差距的2/3。影响地区间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基于产出和收入双维度和多时段的SPDM模型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理论与方法,从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两个维度,分别对1978—2013年及1978—1992年和1992—2013年三个时段中国西部12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均产出在各研究时段上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城镇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不论人均产出还是人均收入,在1992—2013年期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发散性,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与空间传递效应,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冲击对邻近地区影响显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应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     

城市化、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

城市化、人均教育投资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从纵向看越来越显著,从横向看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针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结合地区差异,宜采取不同的政策.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在各区域的投资规模和结构不同.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现实状况与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本文通过三大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人均GDP以及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的变化描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并对造成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了文献总结,提出尽管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由众多因素造成,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差异的同步性,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性。     

政治外溢与中国的区域差距——-基于产出核算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采用产出核算法研究了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研究发现：（１）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驱动型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人均物质资本差异对于地区产出差异的解释程度远远高于技术差距。（２）以某地与政治中心距离所表征的政治区位和以是否拥有海岸线表征的经济地理，对该地区的人均产出、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意味着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减少政治外溢是缩小区域差距的有效方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遏制地区发展差距

<正>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这种差距又在过去累积的基础上显示出加速扩大效应。以甘肃为例,在90年代以前的10多年中,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和山东水平的差距由几十元扩大到几百元,而到90年代则上升到千元级的水平。1990年,甘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35元,比山东的水平低470元,到1994年,差距就分别达到1754元、2541     

我国地区差距的度量与分解——基于省级人均GDP与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0-2009年省级人均GDP和分城乡的居民人均收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研究我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轨迹,并比较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测度地区差距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总体地区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显著上升,1995、1996年有所下降,1997—2003年再次上升,2004年以后有所缩小;城镇地区差距在1995年之前显著扩大,之后在波动中下降;农村地区差距总体呈上升趋势,2004年以后有所下降。人均GDP地区差距显著高于分城乡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两者变化的趋势较为一致;农村地区差距高于城镇地区。     

城市规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规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是我国当前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在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际地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和地区总人口等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包含泰尔指数Theilit和城市规模Lnupsit两个面板数据变量的个体固体效应模型,研究表明,泰尔指数与城市规模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其影响系数为2.6741％,现行的城市规模扩张总体而言仍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京津冀地区差距与市场规模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应用1985-2006年面板数据,对造成京津冀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规模的差异,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差距也有重要影响,而对外开放度和区域内贸易自由度影响不显著。实现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在政策、技术、资金、管理等多方面进行鼓励与支持。     

资源配置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源配置差异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文章首先从金融、物质、人力资本以及财政等资源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资源配置差异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城乡人均贷款比、城乡人均固定资本投入比、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比以及城乡人均财政支出比的扩大都是引起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扩大的格兰杰原因。其中,从对城乡收入比扩大的长期作用效果来看,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比扩大影响最大,城乡人均固定资本投入比扩大影响次之,而城乡人均财政支出比与城乡人均贷款比扩大的影响分别排在第三位与第四位。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配置角度提出了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应对策。     

社会养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互动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均社会养老保障支出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缩小地区差异,加大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对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增长的拉动作用和由社会养老保障支出地区均等化带来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不平衡性。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通过分析全国各省市人均GDP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千人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数的相关数据间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认识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对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而提出若干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各地区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证实了在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加速工业集聚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外资、"贫困陷阱"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据中国1952—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贫困陷阱",且外资在推动中国走出这一陷阱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放宽索罗模型中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减这一假设条件,提出在存在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增阶段时可能出现人均资本的积累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因素和折旧因素对它的稀释作用,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内部人均资本无法自行增长,使经济陷入"贫困陷阱",而外资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则可以有效地将该国经济推出这一陷阱。     

外资、“贫困陷阱”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据中国1952--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贫困陷阱”,且外资在推动中国走出这一陷阱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放宽索罗模型中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减这一假设条件,提出在存在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增阶段时可能出现人均资本的积累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因素和折旧因素对它的稀释作用,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内部人均资本无法自行增长,使经济陷入“贫困陷阱”,而外资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则可以有效地将该国经济推出这一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