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产业协同集聚赋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评估及作用机制研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以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核心。“多样化”产业协同集聚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赋能制造业企业GTFP提升的主要抓手和空间平台。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分析,采用EBM-GML指数测度了企业GTFP,并利用2005—2013年城市与中国工业企业匹配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GTFP的赋能效应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了企业GTFP的提升,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和内生性分析支持该研究结论。二者协同集聚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创新活动赋能企业GTFP提升。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非外资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外资制造业企业GTFP的提升。本文从产业空间布局视角,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城市规模影响服务业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2008年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来考察服务业内人力资本外部性,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对于服务业企业产生的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大企业中。然后,将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来源细分为行业内企业间、服务业行业间、制造业三个部分,结果发现来自行业内企业间、服务业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会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加强,而来自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则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减弱。最后,考察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发现行业内企业间和服务业其他行业间高技能交流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加强,而与制造业高技能交流产生的外部性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减弱。本文的含义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大城市对于服务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联——基于美国的研究

实物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必然要与生产性服务业发生各种联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联主要是通过服务业价值链向制造业的渗透或延伸来实现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将加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将主要应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数据来分析这两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关联趋势与特征,以期得到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

推动高水平开放和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会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提高企业末端治理能力和企业管理效率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污染排放的降低效应在高污染强度行业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高能源消耗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共聚水平较高地区的减排效应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不仅有利于推动行业内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进入和高污染排放强度企业退出的动态更替,还有助于实现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以及能源投入结构优化。未来政府需要合理制定并实施阶梯性的服务业开放政策,优化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空间布局,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嵌入融合,赋能制造业绿色生产和绿色创新发展。     

产业关联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研究

基于需求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文章首先分析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因素,包括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然后根据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需求不足的各种原因,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正相关,但小于服务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负相关,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数目庞大而规模较小有关;加工贸易确实阻碍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影响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源自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知识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服务业已作为服务业中的一个新兴产业逐步成为都市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正越来越多的参与甚至主导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在知识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过程中,知识服务业也拓宽了自身的发展空间。本文从分析沈阳市知识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入手,指出沈阳知识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能为两者更好的协调互动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实证检验——兼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决定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本文基于产业关联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同农业和制造业的外部产业关联良性交互关系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制造业和农业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引致效果较微弱,而且制造业产出对服务业产出的引致呈现出均质性特征,特别是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大量引致性需求。因此,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同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的产业关联程度,促进制造业和农业的产业升级,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良性循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就业扩张

众所周知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互为促进因素,本文引入属地内制造业的行业特征作为良性循环计量研究的中介,包括制造业的投资总额以及地区内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利用中国分省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助于制造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而制造业又带动了配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之间的互动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自南亚的经验证据

以南亚四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南亚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试图揭示南亚选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及可持续性,以期对发展中国家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南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历史的选择,与自身资源和当时的国际条件密切相关;服务全球化和锁定效应的外部因素及语言文化传统等内部因素是造成南亚选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原因:南亚的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和借鉴的;南亚经验表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是唯一快速发展的道路,后发国家如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直等待,直到中国等现有制造业生产大国失去劳动力的比较有优势后再通过制造业的发展走上富裕之路.     

制造企业服务化过程中企业价值变动与企业边界破损关系研究

服务融合和创新是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因素,运用Salop差异化模型,分析制造企业服务化过程中增值服务产生的价值增值作用和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企业价值链重构的原因。在划分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以及分析每一阶段价值变动的基础上,从弹塑性力学角度构建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企业价值变动与企业边界破损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企业价值变动导致企业边界破损,企业边界破损影响制造企业价值变动的方向和持续性。研究结论有利于找准制造企业服务化过程中的着力点,加快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由于服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区位决策也必然不同于制造企业。文章试图从服务业的特征出发,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随后,利用1998-2004年中国大陆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1)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2)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为双重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利于拓展效果推理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境，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分析

利用2004—2020年中国11大军工集团财务报表数据,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运用LP方法计算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增长率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但低于高技术产业增速,说明国防工业技术进步比较明显,但进步速率还不够高;各细分军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比其它军工行业高。收敛性分析表明,国防工业中,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企业对较高企业具有追赶效应。建议军工行业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行业,促进军工行业协调发展;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先进民用技术转军用。     

大数据应用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协同演化——基于扎根理论的对比性案例研究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验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缺少对大数据应用和企业开放式创新互动关系的探讨。基于协同演化视角，通过对7个制造业和服务业案例企业的对比性研究，利用Nvivo12软件进行扎根理论编码分析，结果表明：①大数据应用与企业开放式创新存在紧密双向赋能关系；②由于行业属性及企业自身条件不同，大数据应用与企业开放式创新协同演化存在两种模式，分别是数据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数据驱动型协同演化往往发生在制造企业中，创新驱动型协同演化则多见于服务企业。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中国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1年中国制造业三百强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发现:(1)企业规模、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与企业环境绩效成正相关;(2)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环境绩效好于欠发达地区;(3)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间环境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     

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产出的抑制性影响分析

融资约束究竟会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带来多大的抑制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分别从企业外部融资利息支出占现金流的比重、内源资金积累的自由现金流和由企业资产和成立年限构建的SA指数这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制造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及其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抑制了我国制造业的产出水平。利息支出占现金流比重的增加将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出下降;同时,企业产出与自身积累的自由现金流显著正相关;而SA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企业产出下降1.15%。分行业来看,融资约束对企业产出的制约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其中的典型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出的下降比例最高;分所有制来看,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产出的抑制效应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而融资约束却能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产出水平。     

制造业企业服务提供与企业绩效

学界关于顾客中心导向在制造业服务化战略转型中的积极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但针对制造企业不同情境下的服务化战略选择,宜采取何种顾客中心导向以助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转型绩效成功获取这一问题在过往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文章拟从顾客中心导向视角出发,以华东、华中、华南208家各类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制造企业不同服务化战略选择的情境下,不同顾客中心导向的秉持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转型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制造企业所秉持的顾客中心导向与制造企业特定服务化战略性质保持相对适应或匹配的情境下,企业顾客中心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往往更加显著。即制造企业特定服务化战略的选择或实施,如果能在组织内部塑造与企业服务化战略类型性质保持相对匹配或适应的顾客中心导向,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成功转型或绩效成功获取的概率将更大。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