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形式的新动向研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体现出合资企业独资化、新增投资独资化以及地区总部中国化的新动向，反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强烈的资源整合倾向以及其在华自主经营能力的增强。研究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对内资企业的经营以及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商对华投资市场战略差异的实证分析

通过探讨美国、日本、韩国、欧盟、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港台地区在华投资市场战略差异的影响因素，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经典的国际投资理论是否能够解释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现实。研究发现，长期占领中国市场是影响美国和欧洲在华投资的最重要因素，美欧与中国制造业工资成本之间的差异与其在华投资呈现负相关性。因此，与投资相关的研发和配套投资的本土化战略都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     

新加坡对华投资的现状及对策

在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特别是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新加坡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提出了三大战略，即“高科技战略”、“中国战略”和“扩大腹地战略”。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工商界对赴华投资更是跃跃欲试，新一轮的对华投资热潮即将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新加坡在华投资的情况进行一下回顾和总结，从而使新加坡赴我国投资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长三角地区批发零售企业经营绩效的超效率DEA研究

根据2005年～2008年长三角地区不同投资主体和所有制的批发零售企业的从业人员数等5个投入指标和销售总额等5个产出指标数据,应用DEA和超效率DEA方法,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和生产规模效益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投资主体的企业中,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最好,港澳台资企业的经营绩效最差;在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最好,私营企业次之,股份制企业最差;有40%的企业DEA有效,65%的企业处于规模效率递增状态,增加这些企业的投入量将有助于提升其经营绩效.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综合评价体系的重构与应用

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绩效进行综合、科学的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构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综合评价体系.重构后的评价体系在资产、人员和运营绩效基础之上加入品牌、发展和外溢绩效共6个一级指标和18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内容.运用AHP法对18项二级指标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发展绩效、品牌绩效和资产绩效同等重要.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1996~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检验美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与东道国出口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产寻求型FDI无论是通过模仿和学习还是员工流动,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均不存在明显影响;资产开发型FDI,尤其是市场寻求型FDI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影响程度最大。第二,资源寻求型FDI利用生产经营渠道对东道国出口强度起显著正向作用;出口平台型FDI借助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沉没成本以提高其出口业绩。第三,只有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市场寻求型FDI和出口平台型FDI对出口强度才表现为正向作用,而资源寻求型FDI对本土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而改变。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有效的引资策略和出口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统一企业所得税率对我国经济转轨进程的影响——以存量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流量的民营企业进入规模为例

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过去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差异化的做法,相对地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所得税率.在转轨经济的背景下,如果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政府必然会对这次税率的变动做出反应.通过运用产业组织的寡头市场分析框架,可知FDI所得税率的提高不仅会促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FDI的所得税率的提高不仅不会减少依赖于中国市场的FDI投资量,而且还会吸引更多的FDI进入中国.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1998-2009年相互匹配的数据,对微观层面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还基于中介效应基本原理构建实证模型,对全球价值链机制下FDI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同时论证了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具体异质性特征。基本结论为:(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FDI对中国企业作用机制显著,即中国企业可通过FDI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提升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FDI对国内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民营企业次之,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比较弱。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该文通过对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回顾，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指出：传统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FDI的现状，促使我国企业FDI的主要动机在于规避各国日渐升温的贸易壁垒、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及避开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这一投资动机也决定了我国FDI在投资区位、投资产业及投资时机等方面的战略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视角

一般研究FDI对贸易的影响都将我国仅仅视为东道国，忽视了我国作为对外投资母国的角色。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变化很大，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以帕特瑞(P．Patrlc)提出的理论(不同动因FDI对国际贸易规模有不同影响)作为基础，纠正了片面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产业升级所致的看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内外向直接投资对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影响，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更贴近现实，也更具有前瞻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1990~2014年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下降了5%以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贸易开放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源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良好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是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不佳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向中国贸易开放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积极影响较强。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新论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遗传资源方面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从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的视角出发分析当前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所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完善该机制的相关建议,即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共同商定的国际合作中优先发展中国家以及在遗传资源研发各个阶段公平合理地分享惠益,以期在人与自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现“双赢”。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反垄断法推行中的前期工作

本文把世界上九十几个国家分为三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分别对这三组国家推行反垄断法的经验和过程做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一些对中国推行反垄断法有意义的议题,并提出了加强研究和宣传、健全反垄断机构和确定工作重点等几项政策建议。     

云南对东盟国家烟草产业进行直接投资研究

东盟国家是云南烟草制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选择何种方式进入东盟国家市场,既取决于云南烟草企业与东盟国家烟草企业的比较优势,也取决于东道国有产业与制度环境。在对云南与东盟国家烟草产业的竞争优势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云南烟草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基于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财政政策研究

具有地缘优势与经济互补性的中朝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以中朝两国政府出台的振兴规划为切入点,立足于两国政府的地区发展战略,通过对中朝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比较,分析建立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可行性与障碍性;其次,立足于两地的比较优势,总结了两国开展跨境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与有利因素;最后,基于我国财政政策理论探讨中朝两国政府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模式、实施途径以及推动机制。     

货币政策冲击影响利率的国际差异分析

分析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菲律宾和南非10个国家国内货币政策冲击和外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本国利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本国利率的影响,一些国家是先正后负,而有的是先负后正,有的则是一直都是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3个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冲击对7个发展中国家利率的影响,也与本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类似,不能找到10个国家共有的特性。     

跨国进入、东道国利益与规制政策——兼论中国对外资进入进行规制的实践及政策展望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两种方式跨国并购或新建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将对东道国竞争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间政策的协调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对这一近乎空白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选择中的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模型,模型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东道国政府在针对跨国公司进入制定政策时,要综合考虑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对市场竞争影响和对重要资源转移的影响,以获得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最大化净收益。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的很多限制外资股权收购比例以及鼓励外国公司新建投资的政策有很大的风险。最后,本文回顾和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外资进入的规制政策,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影响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是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效果会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198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一国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其FDI的下降,且用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征用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产权保护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高收入国家FDI的增加,但对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汇率波动都对FDI 具有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不断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并积极签署双（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定,以有效降低征用风险;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     

确定反倾销正常价值方法的研究

发达国家以“正常价值”为标准来确定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如果存在倾销，就以此为依据确定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税率。但是发达国家对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其“正常价值”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针对我国的反倾销都指控我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对我国应采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条件下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这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文章对此提出了若干解决的思路。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收支特点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国内实际收入、中亚五国国内实际收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收支变化有利于中国与中亚五国国内收入的增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收支的改善，主要是因为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