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在“标准战争”中的竞争策略

21世纪的国际“标准战争”已转向高技术和信息产业，竞争策略是决定国际“标准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本文分析了国际“标准战争”的一系列竞争策略及其运用时机，指出了近年来我国高技术在国际“标准战争”中竞争不力的主要原因和相应的改革方向。     

打破垄断 胜于“入世”——韩康教授一席谈

提起中国的行政性垄断,人们首先会想到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电信、铁路和民航部门。多年来,这三大行业在社会上一直诟病不断,百姓怨言四起。究其病根,就在于这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缺乏有效竞争,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始     

让“中国制造”在国内便宜起来

为什么名牌货尤其是在国内生产的名牌货反而国外比国内便宜？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会上解释称,主要是国内的分销体系不完善,高档品牌“运营费用比较高”,此外“国内收税也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后奥运”经济猜想——“后奥运”经济何去何从？

随着鸟巢圣火的熄灭,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与残奥会圆满结束。七年前,中国与奥运结缘的那一幕依然清晰。从那时开始,中国进入了奥运时间。于是,打着奥运标签的中国经济进入了快车道,GDP年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股市迎来前所未有的“6000点神话”。     

超越“朋友圈”:正在形成中的在华外籍团体

本文考察了客居厦门的西方人建构非正式联谊团体的过程,在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剖析外籍联谊团体在外籍社群、社团和当地社会的三方互动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外籍团体推动了外籍社会空间的发育成熟,但在推动外籍社群融入当地社会时显得力不从心,外籍人员的客居者身份和中国对外籍人员的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发挥桥的功能。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打造中国白酒高端品牌”——与四川省文君酒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叶伟才一席谈

两千多年前的卓文君,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卖酒人,她的爱情传奇,成就了今日的文君酒。全新文君酒,以深厚的历史积淀及醇美品质,在中国高端白酒中独树风采。近日,四川省文君酒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叶伟才接受了《经济》记者专访,就文君与酩悦轩尼诗的合作开拓、未来发展计划及目标、中国白酒与世界酒文化的交流融合进行了深     

让“科技梦”照亮“中国梦”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科技的自主创新。"科技梦"见证历史沧桑,承载复兴使命;"科技梦"助推经济转型,构建"美丽中国";"科技梦"承载"中国梦"走向世界。     

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质”、“量”分析——以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为例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三级DEA方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2000-2009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以外)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和发展效率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对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持续高强度的资源投入仅仅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还必须关注高技术产业发展效率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

高技术部件与其最终产品在生产环节中的分离,是导致我国高技术不高的主要原因。由于高技术产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与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新国际分工使具有高技术的核心部件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在国家层次上发生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生产,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仅将R&D投入作为一国高技术发展状况的判定标准,没有考虑到产品价值链在国家间的分解,这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统计幻觉。对高技术的政策支持已不能再是笼统的高技术产业、企业,甚至高技术产品,而应当锁定为具体生产环节。     

高技术企业经营者的权利与责任——兼评我国高技术企业创业型CEO“辞职”与“下岗”

企业合约的不完全性,是企业合约不同于一般市场合约的最显着特征,因此企业利益由固定权益和剩余权益组成。企业剩余权益是相对于企业固定权益而言的权益,由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构成,二者合称为企业所有权,其中剩余索取权是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合同支付后（如利息费用等）的余额的要求权,而剩余控制权指的是企业合约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从企业权益配置的角度看,由于固定权益的分配是事前确定的,那么,由谁以何种方式取得企业所有权则成为企业责权配置的核心问题。     

以“趣”生根 在课程实践模型中创职业之路

倡导以＂趣＂生根方式,把课程转换成可以实践操作的模型,并纳入到人生事业雏形层面上思考。建立自己的课程实践模型,是专门为走专业特长道路就业的同学设立的。作为在校大学生,事业似乎还很遥远,如果把课程实践模型作为事业的摇篮,职业的土壤,进行独立思考并付诸行动,那未来事业的构建就在你的大学校园里。     

“中国智造”让世界杯更精彩

<正>已完美谢幕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第2 2届世界杯足球赛）,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中国队虽然遗憾地缺席本届世界杯,但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整个世界杯充满了中国元素。比赛球场、光伏电站、绿化项目、排水隧洞及超大型蓄水池、绿色出行、5G通信技术及智能直播、周边产品、集装箱宾馆及豪华住宿、机场及港口建设,“中国智造”从场内到场外,为卡塔尔世界杯提供了强有力硬件支撑和技术保障,让世界杯更精彩、更绿色、更环保。     

延陵季子“后三让”浅析

商朝末年,吴泰伯在梅里立邑,始建句吴国。泰伯卒后,由弟仲雍继位,传十七世而至寿梦。从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始,吴国才有确切记年。寿梦时吴国国力开始强盛起来,寿梦自称吴王。在吴国历史上,有被世人称颂的“前三让”和“后三让”的史实,“前三让”是指泰伯让王于季历、仲雍,“后三让”是指寿梦之子季札让王之事。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故事”——与罗伯特&#183;希勒教授一席谈

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183;希勒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183;阿克洛夫这两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合著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今年2月份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近期也已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其间,恰逢我在耶鲁大学公派留学,中信出版社便委托我采访希勒教授。这本书的手稿在出版前两年曾经被希勒教授在耶鲁的一门课上用作内部使用的教材,     

从商自有“道”——与香港巨贾陈玉书先生一席谈

当初,他的兜里只有五十元港币,如今拥有了亿万财富,自传《商旅生涯不是梦》便是成功的写照。此人便是被誉为“世界景泰蓝大王”的香港人陈玉书。他现任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业务顾问、香港保良局第一副主席、香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在海外华人中,像陈玉书先生这样亦商、亦政又亦文的儒商确实少有的。这次趁他来北京参加八届二次政协会议之机,记者在他下榻的西苑饭店采访了他:     

“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问题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对引进技术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是落后国家提高技术能力,加速技术追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然而,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是一项昂贵的学习性活动,不会自动发生,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重视程度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支出的比值是与该行业世界技术进步的速度负相关,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及该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正相关,1999—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因此解决中国企业目前"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问题不能靠简单的政策刺激,应从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快速积累适合企业技术要求的人力资本,以及深化市场改革,推动企业间积极有效竞争等方面入手。     

“中国的”与“在中国的”

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他说,佛教中有些宗派,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思想不发生接触。比如由唐代高僧玄奘（596～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的相宗就是这样,所以,它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缸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