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文章使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各分维度指标的门槛效应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数字化程度指标存在“倒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支付指标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而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其他分维度指标存在“倒V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存在“左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维度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倒右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绿色金融支持下的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选取2010—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基于Tobit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福利绩效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存在差距;在传导路径上,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转型效应两条路径提升生态福利绩效;考虑空间因素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但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尚不显著。为提升我国生态福利绩效,从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加快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发挥东部地区的示范扩散效应等角度提出建议。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金融集聚、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存在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2)无论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维度来看,随着地区金融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3)我国东部及少部分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处于门槛值之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部分中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并未跨越门槛值,尚处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     

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金融支持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协调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立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10~2020年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考量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科技金融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科技金融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范围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金融科技、强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工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绿色政策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区、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分析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补偿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其中,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应,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愈加显著。因此,亟须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强环境规制地区更应注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Critic—熵权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采用Tobit回归模型结合中介效应方法,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保持不断上升趋势,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但在西部地区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控制环境污染、消费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在推进“双碳”目标和城镇化亟须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类U”型关系；（2）从区域层面看，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公共投资对绿色城镇化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3）在绿色公共投资影响绿色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中，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比为23.1%。在策略问题上，应采取加大绿色公共投资力度、优化绿色公共投资区域配置结构、强化绿色公共投资监管等措施，积极发挥绿色公共投资提升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

在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而作为新型金融模式的数字普惠金融,是打破农村金融困境的有效工具,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论文利用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各区域间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较大;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4.从农业重要性角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其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中,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从区域差异性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沿东部、中部向西部递减,且其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发展。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论文提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     

金融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机制研究

当前结构转型背景下,金融集聚能够为各大产业的绿色改造与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采用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集聚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机制,并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金融集聚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空间机制。结果表明：（1）全国绿色经济效率呈N形波动趋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2）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先升后降的U形关系,前期金融集聚不利于本地及周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后期则发挥出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集聚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中介机制对当地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部分中介作用更大。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路径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并且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升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分维度研究数字金融的协同效应得出,数字金融各子维度之间相互配合,能够最大化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因此,应当大力促进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升级,同时针对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制定动态调整、因地制宜的数字金融发展政策,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开展绿色创新项目,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在理论层面上分析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随后利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指数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不仅具有本地效应,而且还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本地效应,但仅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渠道来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而绿色技术效率渠道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本文基于2005-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与上述指标之间的传导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绿色金融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从而给经济可持续增长施加正向影响;第二,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边际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加入企业技术进步的交互项发现,边际正效应经过2期后开始显著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加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交互项发现,边际正效应在5年内显著且变化趋势呈现一定的周期特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一是要不断加快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加大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力度;二是要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匹配与协同,减少政策效应的周期波动,确保政策效应的长期可持续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通过解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依据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个方面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空间溢出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一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与本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邻近省的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发挥数字金融作用、加强省份间的交流与合作是进一步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