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巡视监督对其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表明：被巡视企业在巡视组进驻后的精准扶贫参与倾向性、投入慷慨度和信息透明度均有明显提高,且盈余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巡视监督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路径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而且会增强巡视监督对被巡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影响。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巡视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党组织建设,还应延伸到改善企业行为等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工作,强化对相对贫困治理等重点领域的针对性巡视,并逐步扩大巡视范围（如非公有制企业等）,有效促进各类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形成巡视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联动机制,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贫困及扶贫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并提出自己解决贫困的一系列扶贫思想。他在对中国扶贫实践进行大量调研、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是其扶贫思想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精准管理和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等,习近平同志的精淮扶贫思想对于推进中国扶贫开发意义重大。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点分析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扶贫任务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在此阶段,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如政策落实不到位、各方力量难积聚、深度贫困地区扶贫难度大、脱贫群众易返贫等问题,因此未来我们仍需要继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扶贫事业,同时要深化落实各项扶贫政策,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同时,仍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仅是消除绝对贫困的第一步,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债务高企、老龄化加剧的等问题,消除贫困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本文立足于当下我国精准扶贫的客观事实,分析了继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几大难点,并探讨了脱贫攻坚的政策建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精准扶贫经验分析与价值总结 ——基于举国体制制度优势

中国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减贫成绩向世界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支撑中国取得减贫奇迹的正是独特的制度优势与有效的治理体系,尤其是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党中央从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及如何退等方面全面创新制度设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精准扶贫以党主导、高位推动、层层落实责任,以建档立卡和动态调整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因地制宜、多主体多举措精准帮扶,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有机互动、相互协作,形成强大帮扶合力。另通过第一书记制度助推扶贫政策落实,通过加大资金供给与统筹使用强化投入保障,通过严格的监督问责与考核评估保证扶贫的准与实。精准扶贫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世界贡献中国减贫经验等方面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PPP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最好方法,PPP模式可解决精准扶贫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在精准扶贫中采用PPP可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激活社会资本精准扶贫的积极性,降低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和扶贫项目的风险。同时,在将PPP应用到精准扶贫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绩效考核,加强教育宣传和合理分担风险与利益,以更好地完成精准扶贫目标。     

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局与路径选择--以安徽为例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和贫困区域环境,运用科学有效的手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帮扶和管理的脱贫方式。本文结合安徽扶贫做法与特点,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和操作中面临的困境,并对精准识别、帮扶和管理等环节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精准扶贫新阶段治理贫困的思路构架探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成为解决我国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内容,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必须在透彻把握精准扶贫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扶贫工作。     

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基于战略管理模型的部门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部门扶贫是部门的职责所在,既是弥补部门在贫困地区欠账的要求,也是缓解多维贫困的必然选择。当前部门扶贫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战略规划,打乱仗、精准度低、效率不高。部门精准扶贫模式应以战略管理模型为基础,为此要加强统筹和顶层设计,明确部门扶贫相关主体责任,探索多样化的部门扶贫方式与途径,建立部门扶贫绩效目标责任制,完善立法,探索建立部门扶贫激励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教育精准扶贫视野中的民族教育依法治理路径研究

作为最根本的精准扶贫,教育治理反映着精准扶贫的效果。但长期以来,民族教育成了政府管理的"独角戏",缺少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教育精准扶贫视野下的民族教育依法治理,就是要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下,将民族教育置于民族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考量,并针对性的提出精准解决问题的教育对策,助力民族地区脱贫。这一过程涉及不同学段和类型的教育。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和要求,民族教育依法治理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和保障民族地区学生的受教育的机会,实现其受教育的权利,即学前教育要扩大教育机会、基础教育要改善办学条件、职业教育要精准定位、招生和资助、高等教育要出台精准招生办法等综合治理路径和措施。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探析

加速推进农村精准扶贫,事关国家“四个全面”战略落实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但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却面临着农民缺位、政府越位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的问题,难以有效整合多方力量协同推进精准扶贫。究其根源,在于农村扶贫中没有树立协同治理理念。一方面,农村人才过度外流,脱贫主体不足;另一方面,在扶贫中,政府、农民和社会组织缺乏协商合作,导致现行脱贫机制难以满足农村精准扶贫要求。因此,应该通过培育农村脱贫主体,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吸引社会组织参与扶贫,重塑农村脱贫治理机制,来优化农村精准扶贫工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