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真的可能吗

尽管人们通常将双重红利理论作为环境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是,双重红利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社会福利改进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无法保证同时增进环境品质和个人福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与环境税具有同等的环保功效。为了防范环境税仅仅成为政府获得财税收入的手段,我们在环境税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谨慎对待双重红利理论,进而确保环境税切实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我国政府环境规制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环保装备制造业是在当前严峻环境形势下兴起的新兴产业,是进行环境保护的装备基础和技术保障,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环保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当前亟需探究的问题。通过了解环保装备制造业的特点,分析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理,运用熵值法计算出政府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IRF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等工具对我国政府环境规制与环保装备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对环保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和环保宣传力度、科学运用政府补贴或投资、加强技术创新引导等政策建议,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波特假说、工具选择与地区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提出后,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取得先发优势.本文应用地区竞争模型,比较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环境税之间的绩效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环境税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2000-200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滞后期的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我国应尽快开征环境税,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中国环境税制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实施环境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介绍了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环境税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税费政策,由于存在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等问题,其力度和系统性不足以形成对环境的保护。并对中国环境税制度建设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将部分排污费改为环境污染税,征水污染税、二氧化硫税和垃圾税,使其成为中国环境税的主体税种的基础上,调整现行资源税和消费税,构建中国环境税收体系的对策。     

环境保护的财政对策

市场机制在环境污染与环境领域的失灵，为政府及其财政介入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中所实施的财税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增加对环境保护的财政资金投入，改革现行环境收费制度，开征环境税，扶植环保事业和环保产业等措施，是我国加强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选择。     

环境税制下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协同行为演化博弈及仿真研究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博弈模型,采用拟生灭过程演化博弈分析了不同的环境税水平下主体博弈的演化均衡状态以及实现协同治理的环境税制条件,并分析了环境治理博弈突变率和主体学习能力对主体博弈演化均衡状态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环境治理主体博弈的演化过程中,环境税率对政府和企业协同治理的实现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在不同的政府监管力度差异和企业治理力度差异条件下,环境税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性;环境治理主体的学习能力降低和治理系统突变率提高都会显著降低主体间的协同治理状态的稳定性。最后为促进我国政府与企业环境协同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转移支付对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的效果分析

以省级政府为研究单元,以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为主导的两类转移支付政策环境治理效果为主要指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007—2014年黄河流域沿线7个省份环境治理状况进行计量分析,评价不同转移支付政策对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的效果。结果表明:1转移支付政策将会显著影响省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效果,纵向转移支有助于增加黄河流域的财政投入;横向转移支付对环境规制强度有明显的提升作用。2黄河流域省份产业选择和财政支出行为将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效果。高污染行业比重过大与地方环境治理财政能力不足都会限制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效果。3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程度与毗邻省市的环境治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这种竞争关系最终影响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效果。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三个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将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两种方式融合,配套环境指标考核机制,实现对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整体性推动;第二,通过产业升级,转变对高污染—高产出企业的经济依赖;第三,均衡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毗邻政府双方更好地参与并共同协作保护环境资源。     

农业发展与环境规制

中国农业产业正处于战略转型时期,从追求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安全环保型转变,由生存农业向多功能农业转型,由市场型农业向支持型农业转移,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治理模式亟待转变。中国政府环境规制的重点往往是工业产业,对于农业的环境治理则鲜有研究。针对农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提出了环境规制的一般框架,并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农业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低碳经济发展与政府环境规制研究

政府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形式之一,由于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在制定减排政策、选择减排工具方面需承担重要责任。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索经济增长与环保相容的均衡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低碳经济与政府环境规制的内涵,对比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特点,梳理了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实践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环保创新补贴和环境税约束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突破环境限制、应对环境规制、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税和环保技术创新补贴相结合的环境规制制度,建立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三阶段自主创新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结果发现：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化解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在两企业都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总是小于排污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对环保技术创新既可以进行补贴,也可以进行征税,这主要依赖于污染对环境边际损害的大小。因此,谁率先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谁就可以优先于竞争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环保财政支出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

环保财政支出具有的引致经济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政策手段。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环保支出的总额和比例均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为环保财政提供更多的预算支持。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社会资本、刺激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通过提高地区技术水平促进地区污染减排;但环保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仍落后于当前的环境治理期望,形成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规模偏低。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制定环保财政预算,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和污染减排的传递机制,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的几点建议

目前理论界和舆论界对开征环境税的必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可行性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税收体系,以环境税和资源税为主体税种、以其他相关税种为辅助税种。为此,首先要优化现行税收制度,增加环保功能,通过税收政策为环境保护起导向作用;其次、限于目前环境税设计征收存在较大争议,宽税基低税率开征环境税、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来源是权宜之计;最后通过税收分配调动地方政府的环境保积极性是关键。     

基于CGE模型的环境税优惠政策的环保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一个CGE模型,并对该模型在存在和不存在环境税优惠政策两种场景下的社会产出、产品供应和社会福利状况进行模拟分析,考察环境税优惠政策的环保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税的税收减免在长期内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不大,但是,它却会对环境税的环境保护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使用税收减免工具时,政府要从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能源使用等方面加以考虑,避免社会总福利的净损失。     

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属资源产业绿色转型动力机制和政策仿真研究

从金属资源产业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机制出发,以基本金属铜为例,运用Vensim PLE软件构建铜产业绿色转型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仿真结果表明,金属资源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呈上升趋势,说明随着铜产品产量增加,相应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均呈现上升趋势;进一步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情景演化仿真,Current为常规情景,Current 1为"三废"利用率提高情景,即政府在原有基础上"三废"综合利用率均提高2%,Current 1情景下环境治理成本比Current常规情景下降12.4%;Current 2为企业增加环保技术投入情景,即企业自主提高环保技术投入4%,Current 2情景下环境治理成本比Current常规情景下降5.2%;结果表明,促进金属资源产业绿色转型应从政府环保政策规制和企业自主参与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建议细化金属资源产业的环保指标体系和实施标准,提高企业环保门槛,强化企业自主环保意识。     

长江三角洲环保产业集群发展政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由此产生了与环境治理相关的环保产业.目前,很多学者就如何发展环保产业以便更好地为环境服务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环保产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间接地影响了环境治理的进度和效果.文章在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环保产业的现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产业集群来发展长江三角洲环保产业的新思路及发展环保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与环境税制变迁

本文分析了环境成本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而分析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途径.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决定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途径.在完善的环境税制下,征收环境税可以促使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因而环境税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中国还没有开征专门的环境税,目前的税制在保护环境上发挥的作用不明显,有必要开征专门的环境税.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了中国环境税制变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