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能够影响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吗?——基于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研究

为探究社会网络对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利用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所产生的保险购买影响效应。通过总体数据实证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农民的社会网络越强,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越大;在城镇地区,城镇居民的社会网络强弱对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无显著影响。进一步按地区分类对农户数据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以及中部农村地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特性对于农户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而西部农村地区,社会网络越强,农户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越大。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健康成为日益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各种风险的制约,更是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截面数据,描述了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采用Ordered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工作因素、生活习惯、就医决策、医疗保险等。研究结果证明了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医疗事业的投入,完善新农合制度,逐步实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等对农村居民健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检验了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在中国农村的适用程度,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思考。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与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目前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对西部地区有着统一的公共政策支持,影响着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等经济均衡要素的变化。本文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运用西部农村最早进行"新农保"和"新农合"试点的129个县级地区2010-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西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制度及养老保险财政投入对我国该地区的居民收入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效应。     

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法,对收入和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绝对收入而言,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随着绝对收入增加而增强。第二,相对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影响。第三,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西部地区和中高收入阶层影响较显著。第四,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和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教育程度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影响更为显著。婚姻状况、健康程度、社会公平等都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正影响。     

医疗保险对储蓄率与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分析,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衡量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对家庭储蓄率及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医疗保险的家庭人数增多,对家庭储蓄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该作用在城市家庭中更突出。参与医疗保险的家庭人数增多,亦对家庭收入产生正向作用,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市家庭。研究结果还表明,参与医疗保险不会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意愿,且医疗保险对收入和储蓄的作用程度呈现较大的城乡差异。基于此,文章提出完善医保支付机制、缩小城乡间待遇差距等建议。     

新农合、灾难性医疗支出与贫困脆弱性

新农合制度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时,该缓解作用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新农合对不同收入居民的影响都很显著,灾难性医疗支出冲击下新农合对较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居民,存在逆向再分配.因此,我国应继续拓展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可及性,减轻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加强医保对农...     

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与2015年的全国追踪调查数据,采取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新农保养老金收入使得抚养孙辈的时间投入显著增加,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概率也有所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时间支持变化较小;新农保养老金“挤出”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金额,但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变化;新农保养老金增大了父母对儿子后代的时间支持,父母对女儿后代的时间支持没有受到新农保的显著影响。上述实证结论对探讨现有养老模式,构建更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储蓄率居高的城乡人口结构影响的差异分析——基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变性分析

我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储蓄率。提升消费动力有助于我国经济在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础上转入新常态。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基础,动态求解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城乡研究了居民收入的波动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其的影响特点。研究结论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惯性,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依据收入波动而呈现较高弹性。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农村居民满足理论规律。在生育率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民倾向于降低当期消费而提高储蓄以应付养老。较完善的社保体制导致城镇居民养老储蓄动机较小;由于子女质量与数量的替代效应存在,城镇居民表现出较强的教育储蓄动机和馈赠储蓄动机。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财政支农结构中,支援农业生 产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而农业科技三项 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综合考虑财政对三农、教育、健康的投入的研究结果显示,国 家在健康方面的投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对“三农”的支出,农村居民 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影响为负,但对农村居民的经营性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 的影响为正。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精准扶贫背景,本文建议应继续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 持力度,同时重视对农村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在健康与教育之间,应该优先选择提升农村 居民的健康水平。     

医疗保险、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与财务脆弱性研究

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新的研究问题。医疗保险作为分散疾病风险的重要工具，对于稳定和提升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降低家庭财务脆弱风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家庭财务脆弱性和脆弱程度指标，并进一步细分财务困境家庭和边缘脆弱家庭，从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视角，探究医疗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通过改变家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实现对家庭财务脆弱的影响。其中，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主体，居民医保能够显著降低所有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状态的概率和程度，尤其对边缘脆弱家庭的效果更显著；商业医保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能够进一步降低家庭陷入财务脆弱状态的概率及程度，对财务困境家庭的改善效果更明显。建议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过不同渠道增加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资本，缩小医疗保障需求缺口，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改善家庭财务状态。     

新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消费关系的新趋势——基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现实背景

本文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以扩大内需这一现实背景出发,利用2005年全国31省市的截面数据实证了影响农村居民各种主要消费支出的各种收入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各种消费支出的影响各不相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需要加大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水平。     

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金融对策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消费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村金融投入的增长金融支持扩大农村消费面临的困境不可否认,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农村商品流通普遍存在设施不足、成本较高等问题,售后服务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处于空白,严重抑制了农村消费。     

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把如何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根本取向。本文依据CSS 2015数据,从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和社会医疗保险满意度两个角度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民生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满意度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分别增加13. 4%和3. 3%。通过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安全感和公平感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62. 3%,其中最重要的中介变量是经济安全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收入阶层,医疗保险满意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幸福感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随着年龄和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居民的幸福感,社会医疗保险改革不仅要注重推进的速度,还要注重推进的质量。     

农户参与医疗保险行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户参与农村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试图从微观视角剖析影响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发展进程的原因。研究表明:年龄、婚姻、工作对农户参与农村医疗保险有正效用,但并不显著;从事家庭手工业和小型商业对农户参与医疗保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农户的健康自评状况对其参加医疗保险决策的影响不显著。     

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与路径优化

作为防范和化解疾病风险的重要手段,医疗保险扶贫已成为当前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3—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政策中,提高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和住院报销比例对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户脱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提高门诊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提升封顶线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现象。对此,本文建议: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应在进一步提高住院报销比例和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的基础上,逐步提高门诊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以及提高封顶线;按照相对贫困标准将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户纳入倾斜性医疗保险扶贫保障范围;做好农村地区医疗保障的配套服务。     

经济发展的健康成本:污水排放与农村中老年健康

本文通过匹配我国城市层面污水排放数据与个人健康状况微观调查数据,运用Grossman模型研究了污水排放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健康的影响。具体发现:污水排放会显著提高该地区农村中老年群体患消化道疾病的概率并显著降低其自评健康水平。异质性方面,污水排放对于经济条件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影响较大,对于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影响则没有显著差别。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影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污水污染了农村居民的生活饮用水水源,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使用自来水或当地进行“改厕改水”工程可以显著减少上述负面影响。通过估算污水排放的健康定价发现,污水排放每下降1千克/人,居民的边际支付意愿为87.5元/年。最后,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并进一步解决人口流动等内生性问题,本文所得结果依然稳健。     

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抽样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能为居民提供获取商业医疗保险知识的渠道,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观满意度,并产生明显的"跟进"效应,从而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显著影响;社会信任有利于促进不同群体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回报的期望值,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显著影响。应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提高医疗保障事业的效率,实现更高层次的医疗水平。     

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路径和对策——基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北大核心

仅仅依靠政府供给的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着保障深度有限、报销比例受限等自限性,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目标契合、本质属性契合、服务手段契合,因而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有效补足基本医疗保险的短板与不足,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保险选择和更深层次的风险保障。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主要面临着制度衔接、信息数据对接等问题亟待解决,商业健康保险也存在着产品创新有待加强、结构有待优化,覆盖人群少、核赔时隐性限制条款多等局限性。为此,有必要引入协作性公共管理理念,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协同发展。要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采取对购买团体健康保险给予税收减免、对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给予适当补助等政策措施,刺激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要建立大数据信息平台,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医院和基本医疗保费结算平台的一体化建设;要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效能和服务质效,强化专项医疗保险产品的针对性,增加慢性疾病保险产品种类,开发和推广面向特殊群体的健康保险产品,丰富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推广失能收入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2018年山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采集数据,将医疗保险缴费和补偿的不同环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基尼系数与MT指数,从全覆盖、多层次和碎片化的视角研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发现:剥离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带来的健康不平等因素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多重保障层次具有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中统筹基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正且影响程度较大,医疗补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账户的再分配效应为负;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碎片化特征使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存在异质性;个人账户余额会诱导参保职工更倾向于选择住院的就诊方式,极大地阻碍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发挥。本文据此提出完善多层次补偿机制、提升行政管理统筹层次和加快推进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等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推进我国医疗保障改革进程,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基于陕西省农村居民调研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量化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仅有8.1%的农户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金融素养与农村居民银行理财市场参与率呈正相关;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购买理财产品的概率;接入互联网以及从事商业经营能显著提高居民的理财参与率。因此,应积极开展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优化农户银行理财行为决策,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