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政策激励与农户政策认知关系的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示范区的问卷调查

农业科技政策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通过时黑龙江省5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农户对政策感知程度与科技政策激励效果和政策预期目标实现的关系,以此分析影响农业科技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对现代农业科技政策理解程度越高,对提高农民劳动生产力越有激励作用。因此,应通过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完善农产品市场机制．优化农业的科技发展环境等措施,提高科技政策的激励力。     

促进我国科技投入的财税政策研究

当前我国科技投入存在总量增长缓慢．结构不甚合理、财税政策激励力度不足等问题。增强各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的关键在于明确各级政府的科技投入责任,合理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协调科技资源投入的区域平衡;而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实行快速折旧,完善税前扣除制,积极运用税收减免和大力推进增值税转型进程,将是完善科技税收政策的重要对策。     

略论依法推进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创新

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现代农业建设的必须选择,面对目前科技政策实现困境,有必要通过强化法制理念、加强立法工作、加大法制宣传、搞好认真执法、加强法制监督来实现农村科技政策的法制化,以此推进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创新的步伐。     

新时期改进农村信贷扶贫工作的思考

信贷扶贫是1986年以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扶贫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政策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贫困,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信贷扶贫政策、体制等方面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极大地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损害了扶贫开发的效果,影响了扶贫的进程。     

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参与研发活动的主要角色。调动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高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应对当前科技发展和行业竞争的战略选择,也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阐述了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理论依据,然后对我国现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与完善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财税政策激励自主创新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点，也是我国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纲要以及“纲要配套政策”明确把激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放到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首要位置。国家财税政策强调激励、引导和协调，在宏观调控和协调社会资源流向、体现政府战略意图上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深入理解纲要配套政策中有关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是确保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深入实施的基础。[编者按]     

政策工具视角下安徽省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政策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创新体系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和制度保障。近年来,安徽省紧紧围绕着创新型省份的建设,坚定不移地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并积极推进启动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本文以政策工具为研究视角,构建安徽省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向时间序列和横向地区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基于政策评价结果提出了具体的优化思路和对策建议。     

新时期中国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逻辑及推进建议

发挥金融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扶贫政策体系在动态调整和发展过程中趋于完善.当前,中国金融扶贫进入了金融精准扶贫阶段,金融精准扶贫政策设计的理念依据、运行机理、制度安排等充分反映了精准这个时代主题.扎实推进金融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改善和完善金融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持续把金融精准扶贫推向深入.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

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核心地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的重要保证。企业自主创新离不开制度引导与政策激励,创新型财税政策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条件。针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现状,应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调整财税政策,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增加鼓励科研机构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科技投融资以及引进创新人才等方面的鼓励与扶持作用。     

新形势下重庆市农村扶贫开发策略调整的思考

在分析重庆市农村贫困的现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重庆市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存在的局限性,并由此指出农村扶贫开发策略的调整方向,进而提出新形势下重庆市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应采取的政策着力点,从而为重庆市持续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依据.     

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基于建党100年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文本分析

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在减贫治理中采取了许多独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能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梳理总结建党100年来中国的减贫经验与特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1921~2021年间与扶贫密切相关的中央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象征及劝诫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出发，运用NVivo11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进行文本挖掘与分析，探索中国减贫治理的历史变迁，分析各阶段扶贫政策的模式特点，并对这些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应用与启示进行探讨。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税收激励视角下技术创新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NKI1998-2020年的核心文献分析

税收激励是政府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本文采用统计分析法和CiteSpace文献计量法系统分析了税收激励下技术创新研究概况。结果表明:税收激励下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发文量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研究以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科领域为主,已形成稳定的期刊群;研究作者与机构主要集中于财经类院校与研究院;研究脉络主要围绕税收激励政策及强度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税收激励政策的比较研究等展开,侧重从所得税和增值税分析其对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     

论社会福利视角下我国社会政策目标的转型与重塑

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而传统型社会政策忽视了社会福利的政治前提,忽视了社会政策的民主化,只把提供福利当作社会政策的目标,这显然违背了发展的宗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理论的影响,减少贫困、社会保护、增强生存能力以及对抗社会排斥都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的合理目标。以问题为导向、以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以其增加人的可行能力为目的,使社会政策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具,促进了"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样东西的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消费扶贫政策分析

脱贫与发展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同时我国面临着城市居民需求增加而城市供给不足、贫困地区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的困境,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以政策工具为视角对消费扶贫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采用内容分析与定量分析法,选取2018年至今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消费扶贫政策文件为样本,对其政策工具进行编码,构建起基本政策、制度压力和行为动机假设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结果显示,现有消费扶贫政策存在内在结构不合理、政策效果难以持续等问题。未来应注重政策工具运用的合理性,提高内部结构的均衡性,同时加强政策工具的整体规划,避免政策效果的短期效应,以及增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性,发挥政策合力。     

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

文章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内涵、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文章着重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对扶贫瞄准机制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刻画,以史为鉴,瞄准问题,着力解决。政策方面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县审查退出机制、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思考调整,以确保我国稳准好地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