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压力、婚姻与幸福感——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不同压力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各幸福因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总体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已婚农民工幸福感高于未婚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型与夫妻分居型的幸福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与总体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基于幸福感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探讨——以温州市为例

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统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分配手段,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经济因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和幸福感水平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以实现其正溢出效应。     

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利用2013 年中国七大城市调查数据, 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IV Probit）,将农民工幸福感分为幸福程度、生活满意程度与未来信心程度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对其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不但提高了其幸福程度,而且对未来信心程度与生活满意程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释机制显示,在举家迁移、城市排斥与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城市定居对两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家庭规模、子女状况与农民工幸福感

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规模、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子女状况在其中的作用,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子女状况、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子女状况在家庭规模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提高农民工幸福感可以从扩大农民工家庭规模,支持农民工家庭子女数量增加的角度入手,也为减轻社会老龄化造成的负担提供了有力支持。     

基于结构方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分析

农民工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CGSS2010年的数据,采用order probit法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其本地化社会资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本地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同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改变农民工婚姻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为探讨本地化社会资本对不同婚姻状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基于结构方程进行了中介分析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的婚姻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遮掩效应。文章最后提出要关注不同婚姻状态的农民工,帮助他们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并为提升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提出了相应建议。     

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调查

以在海口市美兰、秀英、琼山、龙华4个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工作状况、就业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依然存在一系列困难,如面临社会性排斥、幸福感缺失、就业素质与就业市场需求不相符、用工手续不完善等问题。最后,针对本次调查所发现的上述问题,提出具有参考性的政策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问号

正农村把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伤残病弱者退回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农村。这是农民找不到归属感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也是大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时代。如何适应宏大的城市化运动,提升全体居民包括农民工的幸福感,对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加城市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此,笔者通过广泛借鉴近年来的幸福感研究成果,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出当前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有薪酬、身份、权益、教育、精神、体能、婚姻等方面因素。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3年武汉某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学习、生活与思想状况调查的原始数据,运用定量模型分析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男生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女生,社会交往和个体人格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而经济状况不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异化,提出了人与人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对城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运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分析异化劳动视域下该主体幸福感偏低的原因,并从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和农民工自身角度进行深度分析,提出一系列解决对策,以实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推动该主体全面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风险地位视角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潜在风险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高风险地位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收入风险、家庭结构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幸福感的提升不能仅依靠公共服务设施和政策的扩充,更要积极地开辟"绿色通道"以化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压力,通过改善其工作生活的安全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9年珠海市健康城市调查数据对居民身心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家庭收入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人群具有更为优秀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其获得高幸福感评价结果的前提，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人群则会权衡身体与心理两者带来的双重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兼备才能获得高收入家庭人群在幸福感提升方面的认同。此外，经济因素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幸福感维护更为显著，家庭成员数量、身体健康不佳等容易带来生活成本提升的因素都极有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因素对高收入家庭人群不具显著影响。     

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平台，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全体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深入探讨了养老保险及其相关水平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以消费支出为中介，进一步考察了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我国大力推动普及养老保险的背景下，养老保险的幸福促进效应不明显，而养老保险的相对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参加低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幸福感高出20.8%-23.8%。同时消费支出在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能够通过促进消费支出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对此，研究认为政府要着眼于养老保障的公平性，妥善提升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增强其幸福感。     

农民工社会心态状况调查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农民工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状态,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方式,关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青岛市城阳区农民工社会心态调查问卷的有限分析,了解到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较低、生活满意度不高、幸福感较低等问题。针对相关问题,从社会制度改革、社会文化建设、心理疏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职业幸福感管理方法探究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越来越关注员工的职业幸福状况；同时，在企业工作是否能获得职业幸福也成为个人是否愿意长期为企业服务的重要因素。本文从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企业、个人如何进行职业幸福感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本文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结构等进行了概述,重点介绍了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测评工具及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最后探讨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方向,旨在更好地认识和改善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研究 ——以上海为例

本文基于代际差异的分析视角,以问卷研究的方式,将对上海市1360位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进行分析,以两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现状为切入点,考察影响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认为最不公平的问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影响两代农民工公平感的因素主要是关系因素和责任因素,个人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     

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与管理创新

本文从衡水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对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重大,探讨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民工群体成为塑造中国未来的积极力量.     

混淆的幸福: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是两个非常相似且在实际研究中常常等同起来使用的概念。然而,虽然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采用2006年的CGSS调查数据(该数据对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均有单维度的测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相应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状况均与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但是,性别、出生队列、婚姻状况与政治面貌对两者的影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