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投入是否促进了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在异质性假设下,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研究了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投入分别显著地正向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选择、出口总额和出口强度。这些结论经过研究方法、区域空间、样本选择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检验,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文章探究了服务投入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选择的内在机理和服务投入影响企业出口总额的内在效应,探究了服务投入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传导机制。     

生产率差异、定价决策与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从出口制造业企业微观定价的角度,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高低。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格水平来研究不同生产效率企业汇率传递效应的异同,探求企业生产效率与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联。     

生产率差异、定价决策与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

文章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从出口制造业企业微观定价的角度,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高低。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格水平来研究不同生产效率企业汇率传递效应的异同,探求企业生产效率与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联。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发展促进我国制造业升级了吗——基于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的政策冲击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行业增加值率作为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指标，选择我国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地区制造业升级，在经过假设条件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对微观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生产性服务发展主要通过存续企业产出变动下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新企业进入效应两方面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具有较强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研发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渠道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最后，在推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强。     

后工业时代日本KIBS促动制造业出口绩效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后工业时代,随着产业的不断分化和价值链的延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嵌入对制造业的出口绩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日本在其服务业日益发展的同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本文运用面板矫正标准误差(PCSE)模型实证分析日本KIBS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出口绩效所带来的效应,结果表明:日本KIBS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绩效有正面促动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明;而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绩效反而有不良影响。另外,具体KIBS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信息通讯服务给制造业出口绩效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而金融服务业则极大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绩效的改善。科研服务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绩效产生了正面拉动作用,商务服务业则对任何类型的制造业出口绩效都没有明显的效应。     

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目前，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发展欣欣向荣，服务业开放已成为全球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呈现愈加开放的状态。然而，我国制造业发展受限于资源和技术，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中下游。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增强，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加深。基于此背景，通过2009—2020年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系，结论表明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开放程度，以促进我国现阶段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

与以往的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同,本文以国际代工特征显著的江苏省昆山市为例,利用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调查数据总结了其转型升级的成就,并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可能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能减少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外需市场依赖越小,企业越容易转型升级;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反而会使企业陷入对国际代工模式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强度与出口倾向和附加值水平都显著负相关,说明创新能力提高固然可以改变制造业企业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但可能要发挥长期效应才能有助于价值链升级;工资水平对附加值和出口倾向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都较低,说明价值链升级可能弱化了要素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新经济形势下山西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研究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同样受到深远影响的是出口外向型的中国制造业,本文选择制造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对新经济形势进行阐述,并分析了新经济形势对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接着运用SWOT法分析当前中小高新企业优劣势、机遇和挑战,其间穿插着对中小高新企业发展的思考.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美元贬值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美元的持续贬值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多重的影响。本文从分析美元贬值的现状入手，探究了美元贬值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并对如何应对此次的美元贬值危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重新估算——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综合考虑了服务业直接出口和物化在制造业中的间接出口,对国际竞争力指标进行了修正并重新估算,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未剔除进口中间投入的影响,传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IMS)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标高估了中国服务业直接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未考虑物化在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业间接出口,传统的IMS和RCA指标低估了中国服务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虽逐年上升,但是仍表现为极强的比较劣势,而且服务业直接出口的比较劣势有恶化的趋势;中国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很低的市场占有率和极强的比较劣势。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增长之谜的再思考——基于企业财务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财务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通过运用面板Probit模型我们发现,财务约束是导致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外资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则不受财务约束的影响。目前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高速增长是畸形且不可持续的,不仅不利于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开展与自主品牌的构建,而且可能限制其有效利用本土市场效应来获得发展的空间,从而固化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间竞争力的差距。     

中印企业商业模式对比

印度的发展模式独特,关注消费而非投资,关注国内需求而非出口,关注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关注高科技企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企业。中国的发展模式则与印度相反。通常来说,创业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政府的政策、金融环境、本地人力资源、商业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等等。当我们研究中国和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创业环境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同。在这里,我们简单的从某些角度来分析对比。印度的发展模式独特。和中国不同,其关注消费而非投资,关注国内需求而非出口,关注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关注高科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文章在服务任务国际外包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运用国家-部门层面总出口核算框架,使用WIOD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占比和工作时间占比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促进中低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效果,而对于高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展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关键问题。鉴于国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文章借助2009~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正向发展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渠道。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进口类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影响程度最大。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上游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产品多样性

文章通过整合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产品产量数据库，形成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再将其与基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上游服务业开放指标进行合并，形成了可用于实证分析我国上游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企业产品多样性的研究数据。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上游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多样性的提高，且这一结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显著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上游服务业开放通过推动制造业上游服务市场的规模扩大、质量提升以及成本节约提升了企业产品多样性。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基于服务依赖度的视角，依赖度更高的企业更能充分发挥服务市场开放带来的产品多样性提升效应；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同集聚视角，共同集聚水平更高的地区即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衔接更加紧密的地区，服务业开放带来的产品多样性提升效应更加突出。最后，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揭示，从产品动态来看，服务业开放不仅从总量意义上提升了企业产品多样性，还显著加快了企业包括新产品进入和旧产品淘汰两方面的产品转换；从企业动态及行业维度来看，服务业开放在吸引企业进入的同时还会减缓企业退出。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