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来自RUMIC(2009)的经验证据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基于RUMIC(2009)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系统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效应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出现拐点。其中,收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传导路径,测算得出,城市规模通过影响个体收入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64%。同时,城市规模通过提高城市生产率和降低失业率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1%和9%左右。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阆中市五龙村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阆中市典型乡村旅游地五龙村为个案,基于社会学理论构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概念模型并设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幸福感测度指数、幸福感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表明：（1）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性驱动因素为生活富裕感、民生安居感、自我价值感及未来期待感,隐性联结因素为属性特征变量;（2）显性驱动因素中未来期待感最为重要,居民在精神层面的感知较物质层面更能与主观幸福感产生共鸣;（3）显性驱动因素中各测度指标的权重与测度指数大小次序一致,差异化系数分值波动较大;（4）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差异显著,平均水平为“幸福等级”,受访居民在第4至第5级梯度幸福感等级的频数及占比较高,全村整体幸福感水平为“非常幸福等级”;（5）隐性联结因素中的年龄、月均收入、从事职业、居住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其影响大小关系为年龄>月均收入>居住时间>从事职业,文化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在代际关系的视角下,子女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赡养行为以及父母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基于CFPS2018年的数据,探讨中国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积极作用,解释了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偏向于舍弃孩子的数量而成就其质量。（2）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在父亲和母亲、城乡及不同年龄段父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3）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还会受其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态、收入、子女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从降低生育成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在京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数据表明,是否拥有住房和在京时间是影响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关键因素。而是否有配偶对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城市适应作为影响流动人口留京意愿上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尤其是生活水平满意度和社会接纳状况对流动人口的留京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于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充足度的影响最大;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依据2012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性质和住房租金状况,并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住房支付能力低,多数选择租住低价房;但随着家庭平均文化程度的提升,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租住高价房;随迁人数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自有住房或租住高价房的概率越高。此外,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在住房选择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ＤＩＤ和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分析方法

利用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０７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和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分税制改革在宏观方面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整体上扭曲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负效应,而改善民生性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此,提出调整转移性支付结构、实施扁平化财政制度、贯彻彻底而全面的经济性分权、构建和完善民生性财政等措施。     

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以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恰当的理论假设下,可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城乡居民不同年龄层次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会随之提升;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程度先下降后上升。这些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依据。     

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DID和Ordered Probit分析方法

利用1990年与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和Ordered Probit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分税制改革在宏观方面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整体上扭曲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负效应,而改善民生性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此,提出调整转移性支付结构、实施扁平化财政制度、贯彻彻底而全面的经济性分权、构建和完善民生性财政等措施。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分析

在构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经济因素、亲情因素、理想实现因素、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幸福感影响显著。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介绍了主观幸福感的涵义、内容及特点,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自尊、自我效能感与归因方式;客观因素包括社会支持、经济状况、生活事件及文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如何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方式。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提升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在积极心理学里,主观幸福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目前,国内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日益增多。也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是影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原因,但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凤毛麟角。本文从城市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差异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尝试了解教师目前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     

分地区流动人口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分析

文章依据CHIP2007的流动人口数据,采用非条件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和扩展的Machato—Mata方法对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各地区流动人口性别工资差异中,有超过80％的部分应该归于歧视。随着收入水平增加歧视部分呈降低趋势,但各地区降低的速率存在差异;（2）对影响性别歧视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教育因素对性别歧视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发现分地区分水平一些特征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存在不同,甚至有相反的影响。因而建议在制定反性别工资歧视的政策措施时,应该充分考虑地区特征以达到最好效果。     

嘉兴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流动人口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在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障碍及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就近年来融合变化中的嘉兴市流动人口状况及特征进行分析,从民生视角就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问题进行研究。     

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有序多元回归计量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流动人口工作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和就业职业、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工资收入等就业特征对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影响显著。应该关注低知低薪农民工群体的过劳问题,规范劳动标准制度,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劳动者超长工作时间的监管力度。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首先,从总体状况、地区差异、垄断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行业收入差距进行了成因分析,发现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行业垄断程度、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行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最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短期看,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对促进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同时经济增长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迹象也不明显;从长期看,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变动的趋势。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为了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的基本状况,并探讨两者的关系,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对漳州师范学院的400名学生进行集中施测,并采用spssl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及系别差异;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不存在显著的系别差异及性别差异;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