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对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原国家计生委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状况,并采用有序因变量模型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较高;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对收入弱化了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姻状况、工作因素、住房状况、闲暇生活、政治权利等因素有正影响,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高校员工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分析

高校教职工的收入来源不同，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国发工资来源于国家财政资金，决定因素主要有职务(职称)、所在岗位、年龄等因素；校发工资来源于学校自有资金，决定因素主要有：职务(职称)、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等，但校发工资来源复杂，以上因素的解释程度较低；岗位津贴来源于学校自有资金，决定因素主要有职务(职称)、受教育程度等；总体收入的决定因素有所在岗位、职务(职称)、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等。     

西藏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

该研究借助MHQ量表对450名西藏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西藏大学生幸福指数较高,幸福感较强;学习状况、人际关系、健康状况和人生目标是影响西藏大学生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幸福感在性别、民族、生源地、家庭月收入等统计变量上不存在明显差异。笔者根据调查结果,就提升西藏大学生幸福感提供了相关教育策略。     

星级酒店市场集中与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结合国内外城市星级酒店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以长沙市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运用市场集中度测算方法,分别借助市场集中度指数、洛伦兹曲线以及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从绝对集中度指数和相对集中度指数两个方面,测算出长沙市六区星级酒店在市场规模上集中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市六区的星级酒店的总体市场规模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程度较激烈,高星级酒店没有垄断或寡头的存在,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品牌集中、区位集中,随着星级的降低,市场的集中程度也降低,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激烈,高星级酒店市场规模处于适中区间,中低星级酒店的市场规模比较平均,总体表现良好。     

高职院校英语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以金华地区为例

文章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高职高专英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高职英语教师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收入的高职英语教师在主观幸福感上差异不明显,高职英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总体较高。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阆中市五龙村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阆中市典型乡村旅游地五龙村为个案,基于社会学理论构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概念模型并设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幸福感测度指数、幸福感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表明：（1）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性驱动因素为生活富裕感、民生安居感、自我价值感及未来期待感,隐性联结因素为属性特征变量;（2）显性驱动因素中未来期待感最为重要,居民在精神层面的感知较物质层面更能与主观幸福感产生共鸣;（3）显性驱动因素中各测度指标的权重与测度指数大小次序一致,差异化系数分值波动较大;（4）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差异显著,平均水平为“幸福等级”,受访居民在第4至第5级梯度幸福感等级的频数及占比较高,全村整体幸福感水平为“非常幸福等级”;（5）隐性联结因素中的年龄、月均收入、从事职业、居住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其影响大小关系为年龄>月均收入>居住时间>从事职业,文化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为了解贫困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并探讨其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采用广泛使用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对福州大学贫困学生进行整群随机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的差异。在贫困大学生中,男生的主观幸福感明显要低于女生,且城镇学生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学生;另外,大一、大二、大三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明显要...     

中国高星级酒店网站设计元素测评分析

通过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抽样调查国内208家四、五星级酒店网站,对网站的设计元素进行了测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高星级酒店的网站设计中能较好地使用导航系统和营销元素,但对互动空间和网站功能两元素的利用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测评发现共计11个子元素在不同星级酒店网站的使用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结果表明,我国高星级酒店未能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来营销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建议其应重视酒店网站建设、科学利用和规划网站设计元素以及加强网站管理。     

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在代际关系的视角下,子女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赡养行为以及父母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基于CFPS2018年的数据,探讨中国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积极作用,解释了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偏向于舍弃孩子的数量而成就其质量。（2）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在父亲和母亲、城乡及不同年龄段父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3）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还会受其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态、收入、子女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从降低生育成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方法结合使用,以家庭为单位研究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短期内,金融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但在长期内,金融风险投资并不能带来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同时创新性地从收入效应和风险效应两个角度对其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发现在收入增长率较高、持有低风险投资态度的家庭,其金融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此外,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差异、婚姻状态和性别上表现出异质性.因此,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根据家庭特征差异量身定制金融投资产品促使更多家庭参与投资,将对促进中国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社会比较理论视域下的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研究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把中国社会综合调查项目（ＣＧＳＳ）２００５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应用序列逻辑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论证与分析,得出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有婚姻状况、年龄等个体因素和与朋友亲密度、生活纠纷等社会因素的结论。     

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感的状况及提升的心理策略

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了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感的基本状况,结果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幸福感总体偏低,并存在显著的子女联系与健康状况上的差异,性别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从老龄观、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认知重构、锻炼和活动等方面探讨了提升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感的心理策略问题。     

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以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恰当的理论假设下,可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城乡居民不同年龄层次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会随之提升;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程度先下降后上升。这些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依据。     

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评价研究

开展一线员工安全素质评价研究对于高星级酒店实现安全生产意义重大。本文在分析高星级酒店安全事故案例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包含3个层次、21项具体指标的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评价的可变模糊模型与方法。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法确定各二级指标的相对隶属度;其次,采用有序比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再次,利用可变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确定各一级指标的综合相对隶属度向量、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优劣的综合相对隶属度向量;再其次,结合评价等级特征值,运用二元语义法确定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评价等级;最后,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为“良”,且通过计算可发现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是影响其优劣等级的主要因素,是高星级酒店一线员工安全素质提升的重点。     

我国高星级酒店定制营销流程设计与分析

酒店经营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营销环节。定制营销理念的引入为高星级酒店经营开拓了新的发展思路。分析了高星级酒店实现定制营销的条件,为高星级酒店设计了完整的定制营销业务流程和销售业务流程,帮助高星级酒店解决如何实施定制营销的难点问题。     

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研究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SCL-90和主观幸福感量表调查得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良好,但在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惧因子方面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他们在总体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水平较高、消极情感较低;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起积极的调节作用。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生儿育女的福利效应:子女数量及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孩子被认为能够为父母带来效用但实证结果却充满争议。中国的计划生育带来的生育数量限制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福利代价?而生育孩子的性别构成是否对父母们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显著因素,但是女孩相比于男孩更有助于提高父母们的幸福感。这个结果在全样本、农村以及城市人口、不同受教育程度、中年人群中都是一样的。但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对年轻及老年父母的幸福感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和养育成本、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变化以及男女的不同性别角色等都是有关的。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