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平原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和供需结构分析

[目的]明确我国西北平原区农村生活能源需求总量、消费结构和供给模式,为该区域乃至全国的农村能源消费供给结构和模式调整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运用描述统计法,以1991~2014年《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汇总表》中的数据为基准,分析比较了我国西北平原区7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共24年商品能源(煤炭、电力、石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非商品能源(秸秆、薪柴、沼气、太阳能)消费和能源(煤炭、焦炭、成品油、电力、薪柴)生产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结果]西北平原区商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在65%左右,并保持稳定增长;西北平原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稳定,沼气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消费量逐年提高;因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我国西北平原区不同地区农村能源消费结构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西北平原区的主要能源生产与消费差额呈负值,近4年差额稳定在年平均负1 294.40万t标准煤。[结论]该区域能源供需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建议未来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因地制宜促进能源结构调整,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北京农村能源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1 866个农村住户的调研

[目的]文章通过对北京市农村住户的能源消费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北京农村能源消费的总体现状、不同地形、不同区之间的消费差异以及主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方法]运用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基于北京市13个区214个村庄1 866住户的调查数据,重点分析北京农村能源消费情况以及煤炭、电和薪柴3种主要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结果]从能源普及率来看,北京农村能源以电、煤炭和液化气为主;从消费量比重来看,以煤炭(60.4%)、薪柴(17.9%)、电(12.9%)为主,太阳能和沼气清洁能源比重较低,煤炭几乎全部用于家庭取暖;平原区和近郊区的电、煤炭、天然气消费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薪柴低于其他地区,太阳能和液化气消费量的地区差别不大。地形特征和家庭常住人口对各种能源消费量影响都很大,家庭收入主要影响电(正向)和薪柴消费量(反向),对煤炭消费量影响不明显,峰谷电价对电消费量影响较大,采暖面积对煤炭和电有影响,对薪柴消费没有影响;是否节能改造和对雾霾认识对能源消费量影响不确定。[结论]采取科学分类指导及措施,改变农村冬季采暖方式,改造常规能源,加大对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和能源改造政策支持,以促进北京农村能源利用的优化升级。     

我国东北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与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为推动我国区域农村能源结构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了东北地区1991~2014年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时空变化特征。[方法]以1991~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和分省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商品能源和非商品能源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我国东北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分别增加了51.0%和95.6%,2005年以后人均消费量平均增长率达到6.5%。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商品能源消费量呈逐渐升高的趋势,所占比重达到35%;秸秆、柴薪消费比重由65%、16.4%下降至43%、13.7%,而煤、油、燃气、沼气、太阳能比重分别增长至24.6%、2.7%、1.9%、0.3%、1.1%,电的消费量年度间波动较大,体现出东北地区农村生活能源向多样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从区域结构看,东北三省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均呈上升趋势,辽宁省人均消费量显著低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家庭取暖能源消耗差异是主要原因;吉林省非商品能源消费比例有所提高,而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则呈下降趋势,可能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有关。[结论]促进东北地区秸秆能源化利用,是保障农村能源有效供应、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     

东南丘陵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时空变异分析

[目的]为明确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区域特征,推动我国东南丘陵区农村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法]以1991~2014年农村能源的统计数据为基准,选取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海南等8个省(市),系统分析了煤、电、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秸秆、柴薪、沼气和太阳能等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结果](1)从能源消费强度看,东南丘陵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以2004年为分界点),2014年较1991年降低了14%;农村生活能源人均消费量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增幅为34%。(2)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非商品能源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商品能源消费比重显著提升,并于2011年后开始高于非商品能源;秸秆和柴薪的消费比重从1991年的80.8%降至2014年的39.6%,而煤、电、沼气、油、液化石油气、太阳能消费比重均显著增加,分别达到28.4%、17.7%、3.5%、2.9%、4.7%、14%、3%。(3)从能源消费区域结构看,不同省份之间农村生活能源变化存在区域异质性,湖南和海南省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呈升高趋势,其余5省份则相反;至2014年,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商品能源开始占主导地位,而福建、湖北和海南省秸秆、柴薪的利用比重仍高于50%。[结论]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重点化、渐进化的农村能源发展模式,推动区域能源结构调整,是保障东南丘陵区农村生活能源有效供应、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甘肃省中部贫困地区农村生活能源利用状况及对策——基于通渭县调研测算分析

农村生活用能短缺是制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实际调查测算与理论股指比较,甘肃通渭县目前农村能源只能满足最基本生活用能需求,水平较低,并以传统生物质能为主、对环境依赖度高、影响大,已超过农村合理的自产生活能源潜力,生态压力十分严重,因此基于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公共性影响等提出了贫困地区农村生活能源建设政府是核心主体,应搞好规划、加大投资等对策建议。     

碳税与能源补贴对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影响分析

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碳税已成为控制碳排放的有效经济手段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近十几年的农村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分析发现,碳税的开征会使得能源类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下降,即使给予农村居民直接货币补贴也不能提升其收入水平,只有通过降低能源产品价格才能避免碳税给农村居民带来的损失。因此,制定碳税政策时必须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各省份应因地制宜制定碳税政策。     

农村能源软化国家能源约束途径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约束表现在总量、结构、人口、环境四个方面,开发农村生物质能源、发展能源农业(林业)是软化上述能源约束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提出了以"开源、替代、减排、增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能源替代战略目标,构建"可再生能源为主,常规能源为辅,分布式、自给式、低碳化"的农村能源服务体系,以软化国家能源约束。     

黑龙江省农村能源结构现状分析及优化建议

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可利用的再生能源十分丰富。但同时也面对着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能耗高、能量需求量大这样一个事实,这就需要对黑龙江省的农村能源结构的现状进行具体的分析,广大农民企盼的具有经济、环境双重效益的农村能源新技术,主要通过在黑龙江省农村推广新能源项目建设来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在生态能源建设方面,本文以黑龙江省望奎县和林甸县为例,着重讨论生态能源推广的可行性和对省内其他农村地区的对策建议。     

农村能源结构与农村社会变迁相关研究——以河南省农村为例

目前,我国农村能源结构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而农村能源利用及变迁却受到乡村人口、家庭结构、生产方式及民众观念等农村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农村经济发展是能源利用变化的根本动因、人口变迁、家庭结构小型化是导致能源利用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是农村能潺利用变迁的直接因素,农民观念体系的变革也为农村能源变迁奠定了主观基础.笔者建议:我国农村能源结构在适应能源供应、能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盼前提下,应该走改造、拓展、多元化的建设道路.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求分析

一、农村地区能源供求变化回顾 中国农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而能源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在农村的发展变化中,其供应和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城居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异质性实证研究

[目的]全面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现状的影响,就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和稳定农村消费市场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以消费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选取合理的样本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因素以及投保档次的制约因素,作以存量财富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要比流量形式存在的财富具有更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即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另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能力表现出异质性影响。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对医疗消费支出水平。[结论]国家要加大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和辐射作用,让广大农村家庭能够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意图。同时,要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障碍,让更多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养老待遇。     

基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的灵山县农地流转成因分析

[目的]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家庭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农地节约利用水平提供一定科学参考价值。[方法]文章选择灵山县为例,采用7个行政村4个居委12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劳动力、收入水平和土地资源等方面分析了流转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并简要分析了流转地块规模及其地理位置特征,最后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解析了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对农地转入行为和转出行为的影响。[结果](1)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大;家庭劳动力以非农业为主;户主文化程度主要以小学初中为主;距离集市较远的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比集市周边农户多。﹙2﹚流转耕地主要是破碎,偏远,较贫瘠的地块。﹙3﹚农户转出行为与外出家庭劳动力数,户主文化程度及年龄与呈正相关;地块类型及面积,位置呈也正相关。农户转入行为与农户家庭种植业,畜牧业收入比,农业机械呈正相关,与农户劳均耕地地面积,距离集市距离等因素呈负相关。[结论]目前与农户耕地流转相关最重要的是农户家庭劳动力数,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和农户家庭地块大小的自然特征,尤其是地块地理位置对农户流转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于ELES模型的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目的]基于江苏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方法与结果]通过对江苏统计年鉴(2006~2012)农村居民数据处理,首先采用对比分析法,从收入、支出和消费结构3个方面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苏北农村发展相对落后,消费结构有待升级。然后,结合苏北农村居民2008~2012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消费支出比率核算,得出食品的支出比率基本呈现逐年递减趋势,文教娱乐、家庭设备支出比例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表明近年来苏北农村居民消费层次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后,采用ELES模型,对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边际消费倾向分析表明,文教娱乐、食品、居住以及交通通讯是苏北农村居民主要消费重点。需求收入弹性分析表明,文教娱乐、家庭设备以及医疗保健为奢侈品,其他为生活必需品。[结论]为促进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促进苏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提高农民收入、提升生活品质、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并做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 (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 (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1） 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2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与制约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旅游问题也备受关注。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针对该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特征及制约因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受经济收入、市场现状、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示范效应及财政民生性支出等因素的影响,该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消费观念相对落后、消费动机多元化,消费总量较大、人均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及消费形式多样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培育科学旅游消费观,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旅游消费能力,开发农村旅游市场、完善市场体制,及加强政府对农村居民旅游的支持力度等一系列对策措施,以期促进该省农村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于解构模型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9～2012年面板数据

近些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农村消费的总体水平及其恩格尔系数仍然处在较低的阶段.文章采用Kaya恒等式的拓展,对模型中的多个变量进行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建立中国农村消费解构模型,将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解为消费结构因素、消费率因素、收入因素及通货膨胀因素,并基于1999～2012年中国农村消费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表明:1999～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较快,2000年之前消费率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变化的干预值最大,2001～ 2012年收入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干预值与干预率均急剧增大,收入因素在这一时期成为影响消费变化的主因,消费率因素次之.就1999～ 2012年各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干预值与干预率而言,收入因素的干预值与干预率最大.该文根据数据分析进行相关讨论,认为未来一段时期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量应当从推动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与消费结构转变人手,最终实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型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     

四川丘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分析

[目的]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四川丘陵地区农业资源匮乏、农村劳动力年龄偏大、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难点和关键点。[方法]文章以丘陵低山区遂宁市为例,从农业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遂宁市大部分地区很难通过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解放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且外出人口众多;第二产业在增加遂宁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同时也有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第三产业未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较大。[结论]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造第一产业结构,挖掘劳动力就业潜力;优化第二产业结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扩展劳动力吸纳空间,实现三产互动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