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及其收敛性分析

本文基于Malquist生产率指数对1978-2005年省区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分解，并对1991-2005年间TFP的收敛性进行检验。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TFP有显著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因素；并且TFP的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变动的地区差异造成的；本文认为，TFP的地区增长差异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高新区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基于277个城市的 “准自然实验”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277个城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PSM DID方法,评估国家高新区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整体上,国家高新区对地区TFP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并且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的。（2）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高新区对西部城市TFP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东部次之,对中部地区却有显著的负效应;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从国家高新区设立中获益更多,设立在省会城市、较大市中的国家高新区对TFP增长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有类似“雪中送炭”的作用,显著促进TFP增长,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不显著;政府效率高的地区,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效果相对全样本更加明显,而政府效率低下的地区,国家高新区对TFP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1978～2005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对1978~2005年中国省区、三大地区间经济增长源泉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要素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效应年际、省际变化比较大,要素投入的贡献高于TFP的贡献,但在不同的时期内,要素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效应不一;1990~1995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高,而技术效率的贡献自1978年以来一直比较低;1978~2005年要素投入和TFP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顺序都是东部、中部、西部,并且年际变化不大,技术进步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的贡献,并且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渐进式转换：测度、源泉及其差异

运用Moorsteen-Bjurek指数法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区市的TFP变化进行了计算,并分解出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组合效率变化四个组分;最后,从阶段与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TFP及其源泉变动的差异与原因。实证结果显示,1978-2010年我国TFP年均增长0.97%,但TFP增速趋于下降。其中,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提升是TFP增长的主要源泉,投入组合效率的提升对TFP增长亦有贡献。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在渐进式转换,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物化性技术进步与我国工业生产率增长

物化于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变量。本文对Solow的时期性增长模型进行了扩展，并据此分析了物化性技术进步在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中的作用。研究认为，要保持我国工业的持续性增长，必须改进资本投资结构，注重效率资本的积累，加大对物化有最新技术的设备投入，这样既可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缓解资源供给限制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变动与分解分析:1978～2004年--基于非参数的HMB生产率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非参数的HMB生产率指数方法，考察了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趋势，并把TFP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应和投入产出混合效应四个部分。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技术效率的下降对TFP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而规模效应和混合效应影响较弱。文章还指出中国农业的育种能力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决定力量。     

中国市区县级TFP变动问题的讨论：2007~2010年

通过使用DEA-Malmquist方法与Kumbhakar-Sun方法（KSM）,测算了中国2543个市区县（含港澳台）在2007～2010年的TFP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各市区县的TFP在考察期内以年均6.20%（DEA-Malmquist）和8.20%（KSM）的速度下降。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地区呈现TFP增长态势的大多数都是城市市区,零散的分布在各地;西部地区虽然存在TFP连片增长地带,但大多是地广人稀地区。从方法上讲,DEA-Malmquist和KSM在TFP变动测算结论上接近,但对TFP变动的分解结论有很大出入。最后,尽管市区县级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问题,TFP变动与固定资本存量变动之间的负相关性仍然被非常明显的观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收敛分析

本文使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28个省区市1978～2007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TFP不断提高,但增长幅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随着服务业资本深化过程的推进,服务业增长的要素推动作用相当明显,而TFP的增长贡献则逐渐降低,而且,在TFP的变化中,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明显,但技术效率的水平效应相对有限。在空间分布上,TFP增长及其分解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性差异,但收敛检验表明,各省区市的TFP增长呈现出长期的收敛趋势。     

中国国有、私营和外资工业企业地区间效率差异研究

根据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基于Fre-Primont TFP指数DEA方法,测算各省份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率、TFP增长及其分解要素,对其发展模式进行类别划分。结果表明,外资和私营企业的综合效率均值始终高于国有企业;工业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效率优势,私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效率水平低但增长趋势显著,外资企业的优势在于范围经济效率;在研究期内TFP增长均产生了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整体技术进步水平的大幅提高。进入高效高速发展模式省份最多的是外资企业,其次依次是私营和国有企业,三类企业地区间两极分化趋势明显。     

我国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及其区域差异,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采用增长回归法对我国地区之间TFP、技术效率、科技进步的差异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1994-2007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下滑趋势;我国各省市区的科技进步、技术效率、TFP变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TFP和科技进步变化差异最为明显,而技术效率变化差异不大。     

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促进其技术创新吗？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何种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匹配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S）,继而实证分析垂直分工对不同所有制、贸易类型及组织模式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VSS从2000年的0.48下降至2013年的0.27;整体来说,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区分所有制、贸易方式和组织模式后发现,垂直分工对外资企业、加工企业及外资加工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最大。研究创新：在Upward等（2013）和张杰等（2013）关于VSS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研究价值：支撑了中国目前实施的“做强一般贸易、扩大一般贸易规模”的政策。该政策虽然使得企业的垂直分工程度不断下降,但不会削弱其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OFDI：2003~2014年

本文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境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引起的OFDI行业构成的变化对我国OFDI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OFDI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者之间对OFDI具有交互效应。在OFDI行业构成方面,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房地产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三个行业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林、牧、渔业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两个行业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行业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57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金融活动普查数据库,构建了银行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研究了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的水平和长期债务融资的获得,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协同集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作用会因企业规模、所有制以及所在地区等因素存在差异。通过采用不同方法及样本的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优化产业集聚演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依据。     

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股权质押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那么风险投资的股权质押行为会给企业创新带来什么影响呢？以2007—2017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会提高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独立董事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非国有和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风险投资股权质押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融资约束与企业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0—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双重差分估计法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并购的事前选择效应及并购对目标方融资约束的事后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在融资能力方面具有优势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收购方,且其更偏好于收购融资约束程度与自身存在差异（高于自身）的中等规模企业;（2）并购后,目标方的融资约束程度总体上显著降低,但不同成长能力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对于非国有企业和成长能力较高的企业,并购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缓解目标方融资约束获得协同效应是企业并购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波动与异质性

研究目标：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TFP增长率的测定与分解。研究方法：构建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TFP增长率,并对其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TFP增长率不但在区域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存在明显的内部行业异质性;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变化分别是提高和阻碍装备制造业TFP增长率的主要原因和障碍;除技术进步均为正值外,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配置效率变化在装备制造业各行业中异质性相当明显;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仍未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创新：中国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TFP增长率及其异质性。研究价值：为装备制造业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状况研究

研究目标：探索构建灯光数据对贸易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方法：运用1995~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及工具变量法,以灯光数据作为GDP的替代量,通过传统引力模型搭建桥梁。研究发现：地理距离、边界及区域协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的显著影响表明灯光数据对贸易研究的有效性;同时,对1996~2012年贸易趋势的预测与实际贸易的对比结果显示,以灯光数据预测的“一带一路”贸易趋势与实际贸易基本吻合。研究创新：首次将夜间灯光数据应用于引力模型研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价值：开拓夜间灯光数据研究贸易的先河,并结合引力模型的最新发展及微观基础思考拓展性的相关研究。     

金融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

研究目标：探究外资银行进入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变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异质性企业和新增长理论,将企业异质性和新熊彼特模型有机整合到统一框架中提出命题,根据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外资银行进入这一外生冲击对银行业开放后的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银行进入后,进入区域内企业平均加成率显著增加。行业层面异质性渠道检验表明,行业与技术前沿差距越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与银行业投入产出关联度越大,外资银行进入“加成率效应”越大。分所有制类型的结果显示,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且大型民营企业的正向效应值最大。分地区和要素密集度的结果显示,东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向“加成率效应”较大。研究创新：首次从企业盈利水平视角出发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下游制造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价值：证实金融业开放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     

非金融企业委托贷款影响审计定价吗？

基于我国2011—2021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委托贷款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委托贷款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这种提升作用在股权关联型委托贷款、委托贷款业务复杂度高和处于货币政策紧缩期的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和审计延迟是非金融企业委托贷款提高外部审计师审计定价的部分中介因子。研究从非金融企业委托贷款视角丰富了审计定价的相关理论研究。     

China's entry to the WTO: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banks

This paper shows that particular attributes of foreign banks, viz. size of assets, number of branches, and links to the Asian network,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ir decision to engage in business transactions in China's domestic currency, Renminbi. Access to these markets will expand upon China's entry to the WTO and these attributes will also help the foreign bank to manage liquidity and credit risks more effectively when dealing with their Chinese customers. Other foreign banks without these attributes will have to adopt aggressive employment policies or restrict themselves to providing services to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Copyright © 2002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