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公允价值信息成为高管薪酬考评中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不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整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09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同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收益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公允价值损失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样本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收益非理性激励而对公允价值损失惩罚乏力的"重奖轻罚"的不对称性现象,此外,研究还发现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高管比其他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要高,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不完全的,薪酬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     

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选取2007-2008年受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影响的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企业财务业绩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不需要为短期投资性资产(或负债)的损益承担责任,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财务总监负责企业资金运作,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总监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的敏感性要小于与正常经营活动营业利润间的相关性。上述发现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制定区分了不同岗位高管的职责范围,以及财务业绩中不同组成部分的信息含量,这一发现与委托代理理论相一致,表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财务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其他业绩指标不显著相关;在非财务指标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地区等非财务指标相关。这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基于绩效评价的薪酬激励制度,但业绩评价指标过于单一,薪酬激励制度有待完善。     

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长、短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比例仅与当期会计业绩正相关,与长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不相关,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高管薪酬结构既具合理性,又存在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高管薪酬契约的建议。     

股权流通性改善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来自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证据

以往对股改前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相关度不高。通过对比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情况,本文实证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股改前相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显著提高;与未股改公司相比,股改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更高。本文论证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于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积极意义,为全面评估股权分置改革与理解高管薪酬的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契约有用性研究——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分析

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为探析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较少涉及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在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6~2012年间的高管薪酬和业绩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检验了银行持有的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及其变动损益对银行家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银行家薪酬与利润表的会计业绩并没有显著正相关,银行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头寸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薪酬—业绩敏感度都没有增量解释作用,但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头寸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有显著增进作用,并且体现出不对称性。这些结论增进了对公允价值契约有用性的理解,深化扩展了薪酬激励研究的视野,对规范银行冒险行为的金融稳定研究以及相关的监管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体性描述及高管激励对策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5年至2009年沪市的604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高管薪酬进行了总体性描述分析,并按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地域特征和规模特征分别对高管薪酬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几点建议: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和严格执行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进一步增强高管薪酬的信息透明度;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     

上市公司激励机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本文根据中国A股一千多家上市公司披露的2004-2006年度的数据．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激励对于高管薪酬和公司短期与长期绩效敏感性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制度没有显著提升高管薪酬对长期绩效的敏感性。本文提出了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完善绩效衡量指标、培育市场加强外部约束、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等建议。     

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随着长期负债比例的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影响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强。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负债期限结构虽然对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期限结构工具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还有待加强。     

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对于公司薪酬和利润分配的影响分析

公允价值会计改变了上市公司原有的利润结构,在公允价值损益占比较大的情况,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会受到公允价值损益变化增加的正面影响,而不会受到其减少的负面影响。利润分配与公允价值损益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员的薪酬差距也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而高管持股则与企业业绩负相关,这为上市公司制定和完善高管薪酬制度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大股东掏空、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的分析

笔者从薪酬辩护理论的视角,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给高管薪酬激励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后,高管会将大股东掏空作为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增加在职消费.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的情形下,辩护能力增强,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这说明大股东掏空会成为高管薪酬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上市公司应注重优化股权结构,限制管理层权力的膨胀,才能促进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有效发挥.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完善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是集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理论于一身的复杂问题。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在激发高管工作积极性的同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调整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应立足于人性的基本特性,遵循适当、经济以及公平、及时的原则;应综合运用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两种形式;真正赋予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制定和监督高管薪酬的权力;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和合理的评价指标;强化高管监督约束机制;并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薪酬透明度。     

公司高管“天价薪酬”成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解释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现象层出不穷,该现象既与我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注重社会公平的精神不符,又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相悖。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的视角对＂天价薪酬＂问题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公司业绩、规模、所处行业等契约因素和两职兼任等环境因素都会对高管薪酬产生深刻影响。增加业绩指标的权重,提高绩效薪酬占全部薪酬的比例,同时降低非业绩因素和不合理环境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抑制高管＂天价薪酬＂和实现有效激励的重要途径。     

上市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特征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以湖南上市公司为例

笔者以54家湖南上市公司2005年~201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上市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特征与高管薪酬激励制定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特征的提高有助于高管薪酬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主要依据当年的业绩来制定高管薪酬,资本市场上的"隐性激励"确实存在。     

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

笔者以沪深两市2001年～ 2007年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实证研究了高管薪酬与运气(行业整体业绩变动)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经济不景气时期高管薪酬只升不降、升多降少的现象.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正相关;区分行业整体业绩下滑与上升之后,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的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高管因为好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上升)得到了额外的报酬,却躲避了坏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下滑)对其的不利影响;且这种非对称性只存在于国有控制的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有效地抑制这种非对称性.上述结论支持高管薪酬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契约的制定与执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

本文从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即薪酬尺蠖效应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拉大的原因。研究发现,业绩上升时,公司高管获得了相比普通员工更大的薪酬增幅,而在业绩下滑时高管的薪酬增幅并没有显著低于普通员工;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大于普通员工,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粘性特征,普通员工薪酬并不存在粘性特征,而且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比业绩上升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显著超过普通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薪酬存在较为严重的尺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