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安徽省FDI区位选择分析

基于2001-2010年安徽省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和城市开放桓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商业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集中还是扩散？

本文在区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和集聚净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利用Hotelling选址模型和Stackelberg领导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外资企业会在集聚正外部性高于负外部性时选择在集聚中心投资,而在集群达到临界规模后,集聚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时选择在外围地区投资,从而形成范围更广阔的产业聚集区。利用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FDI具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形成跨省区产业集群的趋势增强。因此,各地区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外资促进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东部12省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对东部沿海地区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出了相应策略。以期为我国各地区的吸引外资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产业聚集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地域分布上却呈地区性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本文从吸引FD I的角度把产业聚集效应划分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并尝试选取十二个指标来综合反映这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就各产业聚集因子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不同的产业聚集因子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结构转型是当今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采用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时间维度上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环境规制可以缓解短期内外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可将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因地制宜地制定引资政策作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要措施。     

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为了探索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机制和效应,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角度出发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理论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以及经济增长地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金融危机之前为正外部性,金融危机之后具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有助于毗邻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提升。长期来看产业集聚对于经济增长溢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都有促进作用,而且对毗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也有正的外部性;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之前间接效应损失大于直接效应损失,而金融危机之后则相反。     

FDI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以福建省为例

由于FDI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因而FDI区位选择问题历来受到学界与政界的关注。文章首先回顾了FDI区位选择理论,从而明确了集聚经济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文章通过量化指标考察了福建省FDI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得知目前福建省FDI分布具有聚集特征。最后,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1994—2004年福建省整体和8个地级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全省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聚集因素对FDI区位选择都有重大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上极为不平衡,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91年至2005年间,外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而外资"西进"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举措,并没有促使外资明显向西部地区转移。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影响外资区位变迁的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有着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的国家会吸引大量的污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然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之后,给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或环境标准的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文章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影响是以东道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累加的诚实度(aggregated honesty)为条件的。     

外商直接投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集聚效应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福建省存在集聚效应,尤其以漳州、福州、莆田等沿海地区最突出,厦门比上述地区差些;内地以南平比较突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和农业部门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工业中又以缝纫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较为突出,而在第三产业的行业则不存在集聚情况.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 方法/过程 选取我国30个省市2009—2016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分别抑制、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并以东、西部地区各11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采用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 I、人均GDP、职工人均工资、市场开放度、劳动力素质五个因素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重要的影响因素;滞后一期的FD I、滞后一期的GDP和政策因素是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东部地区保持自身优势、西部地区逐渐缩小差距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探讨

本文基于Martin＆Roger的自由资本模型,对其进行进一步推导和参数分析,得出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经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因此,我国应保持和加强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并积极推动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

研究人员一直关注环境规制对来华FDI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调整,环境规制趋严,对来华FDI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主流理论为污染庇护所假说和波特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环境规制对FDI成本投资与创新投资两种效应。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机制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正面或负面,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全面且准确地判断最终结果。     

FDI、环境规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可采集到数据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年面板数据,借鉴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分别在FDIs、ER的门槛效应下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FDI在FDIs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N型走势,但第一阶段回归不显著;FDI在ER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U型走势。(2)区域比较分析发现,以FDIs为门槛变量时,东中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以ER为门槛变量时,中西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中部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西部呈负相关。(3)其他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工业用水效率之间呈正相关,水资源禀赋和国企比例对工业用水效率产生负影响,教育水平提高、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用水效率提高,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或显著性不强。     

创意园区集聚: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创意园区的迅速崛起已成为创意产业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从整体来看,中国创意园区发展的实践已远远领先于理论,缺少理论指导成为制约中国创意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运用改进的"中心-外围"模型,对北京798艺术区的形成机制进行动力分析,揭示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即对中心地域而言,保护原创,控制地租,搭建平台,以留住创意的源泉;对周边地域而言,充分抓住798艺术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的机遇,进一步挖掘本地域的创意资源.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创意园区发展的思路应沿前期规划、中期统筹、后期保护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