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缴费率、退休年龄延迟与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退休年龄延迟和内生生育率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社保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延迟对就业率和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和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退休年龄延迟能够有效改善社保缴费率下降所产生的两难困境,退休年龄延迟与社保缴费率之间存在最优组合;进一步利用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保缴费率在退休年龄延迟与就业率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机制,退休年龄延迟能够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进而增加就业率。政府应“小步渐进式”地推行退休年龄延迟政策及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构建社保缴费率与退休年龄相联动的调整机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同时改革养老金制度,并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为退休年龄延迟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及制度设计

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偏短,而领取养老保险金年限偏长,一方面引起赡养率上升,统筹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另一方面,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职工平均寿命将超出10年,个人账户面临长寿者支付风险。因此,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成为改革的必然。但是考虑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能挤占青年人就业岗位,产生就业替代效应：而延迟退休年龄也会产生就业促进效应,并且就业促进效应将大干就业替代效应。借鉴国外做法,结合国情。建议我国应尽快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行浮动退休制度。     

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法思考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有关部门提出将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越来越大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压力。本文从劳动者本身和就业等角度分析,认为不宜一刀切式延迟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法思考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有关部门提出将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越来越大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压力.本文从劳动者本身和就业等角度分析,认为不宜一刀切式延迟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的合理性与制度建立分析

我国干部职工的退休年龄基本上还是沿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中的规定。突出的问题是退休年龄早，男女间退休年龄差距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退休年龄的调整和推迟已经迫在眉睫。然而，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由于延迟退休年龄事关国家和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更是如此。在真正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之前，必须全面考虑、稳步推进，以减少改革产生的阵痛。     

延迟退休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在老龄化日益严峻和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社会发展现状下,为确保社会保障政策的可持续,延迟退休政策应运提出.国内外诸多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与政策匹配、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增长、青年就业挤出等方面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社会效果提出了双向论证.北欧、日韩等国家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保障退休人口的二次就业、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法规等方式渐进式推进延迟退休政策.通过对我国退休政策的梳理发现,从社会政策发展方面看,政策环境、政策依据、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结构、人口结构、行业阶层与延迟退休政策的施行存在现实矛盾;从劳动者个体角度来看,易出现身体劳损、利益受损、获得感剥夺等问题.必须加强引导,通过科学论证和人文情理兼顾推动政策"合法化"过程,增进共识,促进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协同,方能达成社会政策目标.     

基于劳动力测度指标对我国延迟退休制度理性分析

延迟退休已成为国际趋势。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加剧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我国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增速减缓,国家支付养老金压力增大。延迟退休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政策实施也一波三折。基于劳动力测度指标,如劳动力参与率、老龄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抚养比等为参考依据,得出了目前我国实施的退休年龄制度已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的要求,从而理性得出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中国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济增长

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加剧失业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文通过对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了延迟退休年龄将引起失业率大幅上升,而经济总量的增加不但不能对失业进行补偿,反而与失业率呈正相关的结论。     

对中国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国人口预期寿命逐渐延长,但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等社会问题。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社会体制而言,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分析得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具有必然性,并客观地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提出规范提前退休、实施弹性退休政策、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等措施确保退休年龄调整顺利推行。     

对延迟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的思考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使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明显,养老压力巨大。而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60年,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急需对此进行改革。文章全面分析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推迟退休年龄的利与弊及时机分析

面对我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在短期内推迟退休年龄将对就业产生巨大冲击,提高失业率;但根据相关数据模型测算,从长期来看推迟退休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幅度逐年减少,在长期过程中对就业的冲击较小。因此,短期内我国不适宜推迟退休年龄;长期内推迟退休年龄将成为必经之路。     

服务外包产业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大庆市为例

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就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庆市近年来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较快,如何更好的推动就业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对此,本文以大庆市服务外包产业园为研究对象,从服务外包产业园产值与就业人数的相关性上入手,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对2007—2013年大庆市服务外包产业园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深层剖析服务外包产值与就业相关性后,提出了完善大庆市服务外包产业带动就业的具体对策。     

延长退休年龄：国际趋势与中国改革路径

各国法定退休年龄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又由低到高的转变过程;男女之间的退休年龄的差距在缩小。同时,运用2006年或者2007年170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的有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我国规定的男女退休年龄偏低。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健康水平的提高,应当提高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目前不是最佳时机;当前,应当采取三项政策：一是延长高学历者的退休年龄,二是延长正高职称者的退休年龄,三是遏制提前退休行为。     

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

当前影响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的主要因素为利率、人口年龄结构、偿还债务的时间以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要化解当前的隐性债务,应当首先化解利率对隐性债务的影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整合力度,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自愿建立储蓄性养老保险,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并使之规范化,建立机动灵活的就业与退休机制.     

中国退休年龄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中国退休年龄总体偏低,需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欧洲一些国家提高退休年龄引发动荡,警醒中国应尽快将提高退休年龄纳入议程,并稳步推进改革。建议用较长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将女职工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并通过采取实行弹性退休和抑制提前退休等措施,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打下基础。     

试论我国弹性退休年龄改革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已不适应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危机和养老金危机,必须进行调整,但是考虑到不同人群对延迟退休年龄的不同态度,建议我国实行适时适度、充分考虑男女差别和当事人自主意愿的弹性退休年龄改革。     

试论现代个人理财规划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就业及退休保障体制的转变,全面的个人理财规划愈来愈有必要,同时也成为流行的财政服务。本文将针对个人理财中的各种保险规划、投资管理规划,退休计划进行探讨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我们认为,全面、科学的理财规划是保障高质量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是未来财政服务的一个增长点。     

党建视角下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途径研究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2013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达到创记录的699万.面对如此空前的就业压力,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高职学生的就业出路将如何？本文提出了以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创业教导、就业指导、心理疏导“五导”为核心内容的“党员导师制”这一党建育人新途径,为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学生就业创造了实践途径.     

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稳定

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理论界和决策当局重新思考资产价格泡沫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的极大危害,以及其与货币政策的联系.那么,泡沫的产生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吗？维护金融稳定是否也应成为货币当局的一个法定目标？目前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这些争议的内容及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指出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同时保持稳定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