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协动性研究

本文针对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这一日益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自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NAFTA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经济与NAFTA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但总体上相关性程度较低;中111经济波动滞后于NAFTA经济波动,表明中国经济对NAFTA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NAFTA GDP是中国GDP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则不成立:中国GDP与双边贸易相互阃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NAFTA经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远比中国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大.     

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基于中美两国对比视角

文章基于1993—2012年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和GDP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并考虑了非平稳性及误差修正项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研究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异同。实证研究表明:在长期,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美国的批发零售与GDP增长的关系比中国的更加密切;在短期,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波动关系,且一旦两个变量关系失衡,相比于美国,中国的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对该失衡的修正要更加及时。中国存在从批发零售业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美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批发零售业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

本文针对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自1976年东盟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比东亚经济的持续性更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东亚经济波动,表明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东亚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东亚经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远比中国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大。     

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对世界经济波动与国内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波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货币供应量是国内GDP的格兰杰原因，而利率并不是国内GDP的格兰杰原因。世界经济波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有同向影响，但国内经济波动主要还是来自于其本身的惯性。     

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本文基于中国和日本年度人均居民消费增长率数据和人均GDP增长率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VAR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经验结果表明,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能够对居民消费增长率起到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日本的居民消费增长率也能够对其经济增长率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长率却不能对经济增长率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中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其传导机制分析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某些国家经济周期在波动过程中存在同步性特征。通过考察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两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某些历史时期具有较强的同步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这是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前提条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中美两国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经济周期同步性出现的纽带和基本传导渠道。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强化双方的经贸交流和合作,真正发挥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带动作用,从而实现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     

中美农产品市场整合及其价格传导机制研究——以大豆市场为例

本文在对中国和美国大豆价格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运用VAR模型分析中美两国大豆市场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探索当面临由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上涨压力时,两个大豆市场分担上涨压力的贡献情况;之后运用VECH和TARCH模型分析中美大豆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和对称性问题。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中美大豆市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美国大豆市场对中国大豆市场的冲击要强于中国大豆市场对美国大豆市场的影响,且美国大豆市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要强于中国。其次,美国大豆价格的波动主要依靠上期自身波动的传导,而中国大豆价格波动更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美国大豆价格波动趋于收敛,而中国大豆价格波动趋于发散。再次,中美大豆市场的联合波动也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两个市场的整合机制较为脆弱。最后,中美大豆价格波动均体现出非对称的特征。     

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波动会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资本的跨国流动传导到别的国家。鉴于美国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FDI来源国,其经济的波动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在以双边贸易与投资为传导纽带,暗含汇率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长期传导机制和短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国经济的波动主要通过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途径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冲击;方差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更大。     

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工商界对华投资和双边贸易,提高了中美两国市场的相互依存度。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给美国工商界带来了利益和机遇,而且对形成双方的共同利益具有决定意义,进而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国工商界对美国国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因此,我国应该加强宏观协调,利用中国市场发展的潜力,发展中美经济关系,通过美国工商界进一步做好美国国会的工作。     

关于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验证

本文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进行了验证。分析认为两国GDP、人均GDP、是否是APEC成员国、自然距离等因素对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总解释力为75%。模拟结果对中国发展双边贸易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强化积极因素,包括双方的经济规模、国民收入水平和某些制度安排等;转化消极因素:加强发展与邻国的边境贸易,并不断降低与他国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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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