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

文章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企业融资约束对其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企业生产率与其在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的决策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产品质量偏好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恰恰可能解释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文章使用中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比成正向关系,此外融资约束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调节效应,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     

生产率、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江苏省制造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等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都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相比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加强烈;融资约束的影响会随着生产率水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变量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产生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只对企业是否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项目数量产生影响,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生产率、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采用江苏省制造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等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都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相比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加强烈;融资约束的影响会随着生产率水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变量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产生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只对企业是否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项目数量产生影响,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国外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09年的企业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研究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两大指标。回归结果显示,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指标却分别呈现出显著性下降与显著性上升的不同趋势,出现了相互抵消现象,即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并且这一影响只在反倾销调查实施当年显著,在随后的几年中影响均不显著,即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只存在短期效应。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微观基础的中国经验考察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探讨了融资约束和生产率对出口竞争力的共同影响机制,从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利用中国2004～2009年的企业样本数据经验考察了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出口促进贡献还有赖于其融资水平,尤其需要克服融资的阈值效应,避免危机时期优秀企业被"逆淘汰";政策启示在于强调对高生产率企业建立政府"临危保护制度",并引导企业强化内部治理能力;最后需要强化物质要素之外的服务型要素竞争优势,从而继续维持我国贸易的"大国优势"。     

融资约束、货款拖欠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机理与实证

本文拓展了G-S模型系统考察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作用于企业出口的机理,并使用2001～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存在阻碍效应。在进一步研究中,将原样本按照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以及与政府的联系进行划分后再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对企业出口的阻碍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检验结论表明,中国背景下融资约束及货款拖欠对企业出口的障碍效应,可能既包含了企业自身差异等内部因素,也包含了金融体系压制以及政府干预等外部因素。因此,优化外部市场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以缓解融资约束,积极消除导致企业间货款拖欠的各种障碍因素,是促进我国本土企业出口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分散化税收优惠、生产率异质性与企业创新产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专利数据库,探究了分散化税收优惠政策与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交互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散化税收优惠政策因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差异性影响。作用机制是分散化税收优惠政策会通过市场竞争、融资约束缓解来对生产率异质性企业的创新产出产生差异性影响。分散化税收优惠政策与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交互作用还体现在不同区域、不同技术距离的企业之间。分散化税收优惠政策与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交互作用还具有非线性、广泛性和稳健性等特征。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由于创新资源具有稀缺性,为营造竞争友好的市场环境并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政府应该制定能强化竞争的分散化税收优惠政策。     

外商撤资对东道国被投资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

外商撤资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文章聚焦于被外国所有者出售并随后被国内所有者收购的子公司，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撤资企业进行识别，继而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外商撤资对东道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效果、影响范围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商撤资对企业出口规模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行业企业样本之中。通过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外商撤资能够通过抬高贸易成本和加剧融资约束导致企业出口规模下降。此外，外商撤资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同时体现在以出口决策、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市场范围衡量的广延边际层面。文章的研究有利于理性认识外资进入的积极效应和外商撤资的经济后果，可以为新形势和新挑战下外贸外资的稳中提质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反倾销对我国出口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文章使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和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对华反倾销案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经验分析了反倾销对出口规模和出口价格的影响及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较短时期内,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规模存在抑制效应,对被诉国出口价格存在短时间的提升作用,然而以上效应在较长时期内均不明显。一般而言,反倾销初裁对反倾销前一期、当期和下一期出口规模存在负向影响,且在后一期负向影响达到最大值;相反,反倾销对出口价格存在正向影响效应,对前一期、当期和下一期的影响大致相同,然而对于两期及以后的影响系数逐渐下降,甚至在较长期间内造成了出口价格的下降。     

反倾销对我国出口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使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和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对华反倾销案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经验分析了反倾销对出口规模和出口价格的影响及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较短时期内,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规模存在抑制效应,对被诉国出口价格存在短时间的提升作用,然而以上效应在较长时期内均不明显。一般而言,反倾销初裁对反倾销前一期、当期和下一期出口规模存在负向影响,且在后一期负向影响达到最大值;相反,反倾销对出口价格存在正向影响效应,对前一期、当期和下一期的影响大致相同,然而对于两期及以后的影响系数逐渐下降,甚至在较长期间内造成了出口价格的下降。     

生产率差异、定价决策与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从出口制造业企业微观定价的角度,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高低。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格水平来研究不同生产效率企业汇率传递效应的异同,探求企业生产效率与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联。     

人民币汇率、企业出口边际与出口动态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文章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其对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上,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企业主要通过调整出口数量来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其出口的冲击;(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缩短了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     

美国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反补贴调查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维护贸易公平的重要措施之一,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对本国产业保护意识的增强,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成为受反补贴调查的重灾国,其中以美国发起的调查居首。文章基于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合并形成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抑制了企业的出口,从其内在机制来讲,反补贴调查导致了企业对美国出口成本的增加,引发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以及融资约束的增强,但却激发了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这表现为企业降低对美国出口,而增加了对相对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的出口;其次,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受到反补贴调查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小;最后,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均出现下降,尤其在对美国的出口上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虽然出口企业的数目有所减少,但续存企业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额。     

生产率差异、定价决策与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

文章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从出口制造业企业微观定价的角度,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高低。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格水平来研究不同生产效率企业汇率传递效应的异同,探求企业生产效率与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联。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文章从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视角切入，探究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将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在变换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改变样本容量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保持稳健；企业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敏感性行业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更易受汇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汇率变动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程度达30.17%,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中介效应越强。文章认为，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脱虚向实”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将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助力。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融资约束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

本文通过匹配2002-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各个出口企业贸易额分解为出口广度和深度两部分,研究多产品出口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阻碍了我国出口企业出口总额、出口深度以及平均出口广度的增长;（2）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最大,之后是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3）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行为对融资约束的敏感程度大得多。     

出口对我国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07年的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倍差法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实证分析了出口对我国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出口能够显著缓解不同融资方式下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但是,出口的这种融资约束缓解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上表现出差异性,对东部地区大中型外资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更加明显。尽管出口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但过高的出口贸易依存度易遭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要真正解决我国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还需要立足国内政策。     

ESG信息披露、媒体监督与企业融资约束

ESG信息披露包含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状况等内容,关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ESG信息披露能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难题,媒体监督对两者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是值得研究的主题。文章在理论分析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媒体监督在其中调节作用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基于媒体监督视角实证检验了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约束间的关系。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媒体监督能进一步缓解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约束间的关系,媒体积极报道能够提升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ESG信息披露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     

融资约束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进口多元化水平?

与大多数研究融资约束与出口贸易的文章不同,本文从进口多元化视角入手,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贸易行为的影响。论文首先呈现了中国企业进口多元化的典型事实,然后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多元化水平的影响。结论发现:整体上,中国企业平均从4个贸易伙伴进口20种产品,企均进口贸易关系为28个,但中国企业整体进口多元化水平下降;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国有企业进口多元化水平最高,外资企业次之,私营企业最低,但国有企业呈下降趋势,外资和私营企业呈上升趋势,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口多元化水平趋同;进一步计量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是限制中国进口多元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一限制作用主要通过降低进口产品数量来实现,并且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限制作用更加明显。从政策层面看,为了实现贸易均衡,发挥进口生产率促进作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可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