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互联网+”助力武汉市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的实地调研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穷困区域、不同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贫困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作为“互联网+”国家战略之一,“互联网+精准扶贫”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文以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村进行全面实地调研,做出“互联网+精准扶贫”可能行之有效的路径探析,并基于政府的视角对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下个人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相对贫困下个人和家庭劳动力虽然可以维持再生产,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受到严格限制。消除贫困必须在增加社会剩余的基础上,建立促使更多社会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社会制度。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为剩余劳动的转化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为剩余劳动的转化提供物质基础,通过精准扶贫促进剩余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坚持党对扶贫事业的统一领导,塑造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有序演进;坚持扶贫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丰富和发展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补偿方式;坚持扶贫与“扶志”和“扶智”相结合,培育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     

四省藏区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基层能力建设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思考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是广东扶贫工作的创新模式，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省委、省政府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创造性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描。贫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广东扶贫“双到”模式的初步实践已经证明：以政府主导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双到”专项工作，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基于“互联网+社会互助精准化”的方案探索——基于解决贫困学子帮扶问题的思考

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各种精准扶贫的探索逐渐展开,普惠金融理念下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精准扶贫方面也都成绩斐然.伴随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贫困大数据也逐步建立.基于“互联网+”模式的精准扶贫的成果和贫困大数据的初步成果,考虑到现代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本文探索了“互联网+社会互助精准化”模式的精准扶贫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方案,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帮扶贫困学子.     

我国科技扶贫的经典案例与启示

科技引领创新,产业助力扶贫.消除贫困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永恒而艰巨的话题.我国历时三十多年,为期五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使多地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近7亿减少为目前的4335多万人①,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是“中国奇迹”.而如何提升贫困地区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造血”,做好科技扶贫的载体产业扶贫,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是推进这些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因此,科技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科技扶贫的内涵,梳理我国科技扶贫的进展与成效、归纳总结经典产业扶贫的案例经验,是做好未来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县云山乡为例

贫困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围绕“精准扶贫”,可以采取三大对策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一是精准界定扶贫职责;二是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三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保康县精准扶贫的实践探讨

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后,党和国家将精准扶贫作为实施农民脱贫小康战略任务的具体要求.保康县在面临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多、脱贫难度大的现状下,采取积极的精准扶贫措施,大力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工作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政府应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掌握农民的需求,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广泛参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为实现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村级贫困类型划分及其特征分析——以宁夏西海固72个观察村为例

宁夏西海固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到户"的扶贫战略以来,农村贫困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然存在区域性贫困.本文基于宁夏西海固72个村贫困监测数据划分村级贫困类型,分析集中连片贫困村的特征,确定扶贫开发的对象和重点,从而为"整村推进"扶贫战略提供更加准确的瞄准机制.     

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有机衔接的实践基础及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的交汇期。生态环境保护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举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两者相互衔接的关键点。在生态扶贫过程中,通过设立公益性环境管护岗位、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以及推进适度规模的种养循环,为生态振兴积累了经验并打下了基础。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生态扶贫依然存在资金短缺、生态增收能力受限、扶贫开发缺乏生态考量等问题。因此,要明确政府、农村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的衔接中的各自责任,提升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研究——以阜平县为例

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科技扶贫的重要内容。河北省阜平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借助科技要素,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促进了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本文将科技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归纳为适应当地优势的产业选择机制、以"亲贫性"技术为主的技术供给机制、有利于农户合作的组织机制以及提高应用意愿的技术风险化解机制等。并介绍了科技促进阜平县蔬菜产业发展的主要做法及成效,结合科技支撑蔬菜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科技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建议。     

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分析——以山东地区的政府生态扶贫调查为例

依托山东地区政府生态扶贫实地调查所获得的776份问卷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区域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指数介于2.307~2.953之间,无较大差异,超过90%的贫困群体存在积极生态脱贫意向。实证结果表明:(1)非传统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韧性大,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供给感知敏感度低于生态资源需求感知;(2)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脱贫意向首先直接受到生态保护补偿扶贫政策的刺激,除了补助金补偿,还应通过就业机会补偿、市场化补偿等多种形式刺激贫困群体的发展积极性;(3)其次生态脱贫意向还受到生态资源感知、生态脱贫政策和社会人口特征的交互影响。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采用SBM模型和熵权TOPSIS分别测算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2010—2016年旅游扶贫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度模型探析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在小幅度波动中稳步上升,但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差异显著。②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指数较低,经济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显著。③研究期内,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二者处于良性协调发展状态;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相较于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提升旅游扶贫效率作用更加明显。     

论退耕还林与减缓山区贫困的关系

现有扶贫开发模式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条件和开发资源为导向,但是对生态较为脆弱的大多数贫困山区来讲,若不考虑社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开发式扶贫有可能导致越扶越贫。本文在分析山区贫困的一般特征基础上,通过对有关环境与贫困相互关系的理论认识,结合正在推进的退耕还林工程实践,提出林业扶贫是减缓山区贫困的有效途径,指出应从落实山区林权制度、建立生态移民制度、改善农业补贴制度以及强化山区扶贫管理体制等方面创新山区扶贫开发模式。     

自生能力与巩固脱贫成果——后扶贫时代的思考

我国已经如期实现了精准脱贫的目标,成功按期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同时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扶贫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退化或返贫,应当是后扶贫时代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经验证明,当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按标准成功摆脱贫困以后,会出现一定的退化现象,从而需要有一个脱贫成果的巩固期.特别是那些...     

"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

产业扶贫旨在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社会产业大循环,因此其一直是全世界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产业精准扶贫出现了两条新路径:一是GTP路径,即向贫困户送猪崽、鸡苗和良种等资本,直接将贫困户的生产纳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二是GSP路径,即将扶贫资金折合现金并由贫困户自己决定投资项目和选择产业.文章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变过程,然后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拟探索出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其政策支持空间.结果显示:在第3~4年的时间内,GSP路径要优于GTP,但是超过4年,GTP路径上的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就会累进性超过GSP.而且,在GTP路径上的时间越长,扶贫效果就越好.在中长期,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增加贫困户的初始资本额是进一步提高GTP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文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理论自信,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扶贫的机制设计与制度选择

在近20年的扶贫实践中,制度因素在我国扶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扶贫工作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因为制度短缺。因此,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农村扶贫有待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