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也是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进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收敛.基于2013 ～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且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为缩小效应,东部地区有略微扩大效应,东北地区效应不明显.鉴于此,各地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助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市场潜力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地区市场潜力继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市场潜力在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得到了实证支持。(2)从全国整体来看，市场潜力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变量。分组回归发现，市场潜力的传导效应主要在西部地区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较高的地区得到支持。(3)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链式中介效应和多重中介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新型城镇化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特征，且样本期间，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即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具备有效的缩减作用；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显著，这与大多数城市尚未跨过拐点一致，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教育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1990～2010年教育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计量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形"曲线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临界点的左侧,现阶段平均受教育年限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基尼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形"曲线关系,由于处于临界点左侧,教育基尼系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于不同区域来讲,曲线的临界点有所差异。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对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教育支出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关系,整体上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区域异质性方面研究看,东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U型关系;从营商环境分类指标看,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国际环境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与整体一致,法治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就业结构与创业能够负向调节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延缓U型曲线拐点的出现。     

人力资本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相对占比可以显著降低城乡之间人均工资收入比,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减小中、西部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东部地区却呈现出扩大效应。     

农村信贷投入、服务外包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揭示农村信贷投入与服务外包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上，借助动态面板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定量分析农村信贷投入、服务外包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关系。研究表明：农村信贷投入与服务外包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农村信贷投入能通过服务外包中介变量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信贷投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表现不明显，而服务外包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明显的负向空间效应。因此，应加大农村信贷投放力度，创新农村金融业务模式；以农户外包服务需求为导向，健全服务外包市场功能；实行地区差异化战略，加强地区间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溢出效应。     

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发现在全国及东、西部地区，老龄化会抑制城镇化的发展，且其边际效应递减，而中部地区老龄化呈倒U型影响效应，相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更深远，未来中西地区城镇化建设应重点进行就近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阻碍城镇化进程，且边际效应都呈递增趋势。据此提出更加重视高城镇化地区构建完整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中西部地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就近城镇化，东部地区应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等对策建议。     

教育投入、服务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机制分析

改善城乡二元化格局,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教育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倒“U”形,服务业发展对其影响为正“U”形。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模型表明,当教育投入与服务业发展跨越单重门槛值时,两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显著提高。从中介效应的影响机制看,两者通过政府管理效应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经济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分配公共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     

数字经济背景下长三角城市韧性差异分解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及其子系统韧性的地区差距，并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差距总体呈现出下降—上升趋势，而社会、生态及城市韧性差距总体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趋势，不同韧性视角下各省内部地区差距明显，地区间差距是构成各韧性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QAP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缩小不同城市韧性及其子系统地区差距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时期结果表明，相较于“十二五”规划时期“十三五”规划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缩小城市韧性地区差距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但正向影响依旧显著。     

浙江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法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经济问题。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城乡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城乡收入差距从动态上看仍表现为扩大的趋势。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导致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态势。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法检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大部分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且金融发展都超越了门槛条件,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数字经济、家庭创业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共同富裕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U形影响关系。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关系在男性劳动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显著，但是在女性劳动群体、国有及事业单位中则不显著，与第二产业负相关，与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创业水平在数字经济与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关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能源生产率差异与收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收敛问题的几种常用分析方法进行了梳理,然后对1986～2006年中国地区间能源生产率差异进行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能源生产率的总体差异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σ收敛,而是表现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东、中、西部地区能源生产率收敛特征各异:东部地区差异缩小且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经过小幅波动后也趋于收敛,而西部地区差异呈现出三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特征。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能源生产率总体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巩固和发展这一趋势尚任重道远。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运用TOPSIS熵权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能力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层面测度2010年至2020年我国31个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描述性统计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指数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大,数字创新能力指数最小。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差异较小。最后从加强省市间的合作、政府的宏观调控等角度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非线性门槛模型系统地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变化呈现出“U”型的动态相关关系。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低于0.157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超过0.288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会增大。     

国际贸易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发展非常快,为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不同区域间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平衡,东部远超中西部地区。而从这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最小,但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中;中部地区收入比次之,也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收入比最大,但一直保持稳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出国际贸易对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从各方面进行积极引导,同时要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只有把握好这两大核心,才能使国际贸易真正发挥出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缓和及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功能,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进行关联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缩小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具有正向作用,并且演算出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弹性比例关系,即把中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缩小1%,将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4689%。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中国的教育收益率逐渐下降，教育收益率有助于缩小中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2）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对低收入个体的影响更大；（3）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城乡效应将加剧城乡收入差距；（4）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区域效应将加剧区域收入差距。总的来讲，教育收益率虽然会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