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 SV 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基于货币政策调节作用视角

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为我国企业价值的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选取2016—2020年A股2026家上市公司,对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企业金融化水平提高,企业价值也会得到相应提升;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货币政策在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强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同时,建议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适当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规模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在金融加速器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含有企业异质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更易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中小企业产出下降幅度约是大企业的三倍。造成这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外部融资受到限制。此外,货币政策冲击通过信贷市场放大了经济波动,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现象。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到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效应,并谨慎选择名义利率的调整幅度。     

货币政策、银行价格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受经济环境与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利润受到影响,而逐渐涉入金融化活动,以追求金融资产投资的利润.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价格竞争的调节作用,验证是否对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有促进作用,并比较分析不同产权制度上市公司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货币宽松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越高,且民营企业的金融化速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其次,银行价格竞争对民营企业在货币宽松环境下的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双重金融摩擦与企业创新

文章考虑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双重金融摩擦,研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双重金融摩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加剧信贷市场摩擦和股票市场摩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存在着显著的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而非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仅存在信贷市场摩擦中介效应;在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中,信贷市场摩擦占比更大。     

企业金融化的传染效应研究

关系网络是助推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将企业金融化置于董事网络框架下,分析了企业金融化传染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当嵌入董事网络时,我国上市企业的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同时,这种传染效应因董事网络联结企业的注册地、行业以及实际控制人类型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染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嵌入董事网络的企业金融化传染效应造成了实业投资率下降,而完善公司治理难以有效缓解这种抑制效应;同时,这种传染效应对企业价值产生了"倒U形"影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企业应审慎对待董事网络,尤其要慎重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金融化经验;同时,监管当局可从董事网络入手化解"脱实向虚"问题。     

货币政策、商品金融化与物价波动

近年来商品金融化现象逐步盛行,宏观经济理论因未纳入商品金融化因素而暴露出诸多缺陷。本文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商品库存因素和金融化因素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结合菲利普斯曲线和泰勒规则,建立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便利收益成为货币政策影响消费、库存和货币持有的重要渠道,且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驱动库存攀升,便利收益下降,进而促进商品投资或者质押融资的金融化交易,甚至触发贸易融资套利行为,而商品金融化反过来使得货币政策效果更集中在存量库存形成的泡沫,而非实体经济;金融化因素会加剧物价波动,并弱化以泰勒规则为基础制定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效果。因此,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纳入商品金融化因素,这有助于更好理解和控制物价水平波动。     

西方国家的金融创新及其货币政策效应

本文对西方国家1960至1980年代的金融创新进行了回顾。该时期是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兴起和发展的高潮,其创新内容十分丰富,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活跃的金融创新对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各国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体系进行了适当调整。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对冲效应抑或扩大效应

在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扩大企业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扩大效应".同时,相比于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初创和衰退期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风险产生的"扩大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实物资产投资和降低主营业务收入来扩大企业风险.因此,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健全实体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控机制,并引导实体企业专注主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行管理。鉴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认为: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该工具的使用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的效果最明显。因而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发挥协同效应。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据此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3)非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弹性更显著;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环境优化功能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与证据

基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的动态面板模型,对货币信贷政策、金融结构差异、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数据分析和实证结果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的显著性,金融结构及区域差异性是造成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改善当前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     

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

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现状要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需要货币政策传导主体(中央银行)、中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和客体(企业和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积极引导货币政策影响总产出和宏观经济运行。然而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率传导机制受阻。近几年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利率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在货币市场各交易主体之间的传导作用在不断加强。特别在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同业…     

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基于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本文以同群效应为研究视角,选取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连锁董事网络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产生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两种途径,且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董事会成员具备金融背景、上市年限越长、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弱,同群效应越明显.嵌入董事网络的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会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主业投资不足的经济后果.本文以连锁董事网络同群效应为新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研究范围,同时也为政府、企业和管理者在降低金融化同群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提供了对策建议.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