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金融需求者提供一个普惠性的产品服务,促使传统金融转向开放、包容、普惠的“人本主义”经营理念。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观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31个省级区域的泰尔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会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可靠的计量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减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两阶段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作用机理.结果 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域...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总消费，还能通过拉动高档商品消费、抑制基本商品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总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数字金融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组；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弥合是扩大居民总消费的重要机制，实现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支付、网络购物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农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网络外部性及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对绿色农业发展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2011—2019年省级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门槛不断提高，其对绿色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愈发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对绿色农业产生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据此提出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全面发展和加强绿色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教育等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     

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

自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热点话题,农村消费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巨大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增加0.18%;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约0.165;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显著,但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差异。     

县域视角下普惠金融减贫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60县域的数据

本文基于2008-2017年安徽省60县域的数据来探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考虑到空间异质性,根据地理划分将样本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区分别构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安徽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南向北递减,普惠金融对于皖北地区有一定减贫效应,皖中和皖南地区的减贫效应却随着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反而下降,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差异性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县域视角下普惠金融如何更好地缓解贫困程度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普惠金融与就业增加: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在就业总量性矛盾得到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基于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及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普惠金融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第一及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增加，承接第二产业的结构性、摩擦性失业人员，进而促进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地区之间普惠金融发展的协调性不足，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就业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沿海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总体就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地区之间更加协调；内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三次产业就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之间协调性不足。普惠金融发展对生产性及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