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多维考察

受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内需主导的新阶段。人口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及消费需求者,人口发展状态在扩大内需过程中至关重要,研究居民消费必须把握人口变动态势。文章基于2001-2016年31省(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人口年龄、教育、城乡及性别结构与多层级居民消费支出水平间的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层面看,2001-2016年人口结构变动对中等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大于对高、低层级消费水平影响。说明中等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受人口结构影响更敏感和有弹性。第二,从空间层面看,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水平间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例增加对高消费结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中西部地区老龄化趋势则正向影响消费支出,教育水平提高明显促进中西部消费支出增长,城镇化水平的正效应在东部地区较明显,性别比例变化在各区域间同质性较强。     

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省际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定量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并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了形成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排斥指数从0.91跨度到0.39,区域差异明显;形成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收入因素、金融效率因素、就业因素和农业化水平;缓释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及其区域差异应从成因及影响因素切入,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关措施。     

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10年中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村金融排斥测算指标体系,对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较大;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收入结构、就业比例、城镇化水平对农村金融排斥有着显著负向影响;而产业结构、财政支持力度对农村金融排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缓解农村金融排斥的政策建议。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划分政府投资性、消费性和转移性支出三类。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其中政府投资性和转移性支出挤入效果明显,而消费性支出对需求拉动作用有限;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看,由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消费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因此其消费结构挤入效果不同。从区域视角看,由于区域差距、政府投资力度以及居民消费偏好不同,不同区域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CFPS 2018数据,评估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影响,这类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为此,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居民信息化能力,重视西部与东北地区互联网建设,持续提升区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和水平。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地促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中部、西部次之。研究结果为我国贸易在新时代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信息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影响异质性研究

外向型经济受阻背景下,通过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全面促进消费是中国经济应对中长期挑战、保持韧性的优质解。文章使用2005—2019年28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测度,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影响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从区域层面上看,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正向影响大于东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影响较小;从时间上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信息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信息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正向影响增强;从指标上看,信息基础设施通信能力建设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信息服务水平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为正;信息产业化建设中信息产业规模与应用均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从区域入手,就不同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和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终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产生的减贫效应最为强烈,西部地区的贫困群体具有显著的脆弱性,然而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比中部地区要高,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最小。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税收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对数字经济是否促进地方税收进行回归估计。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税收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及区域异质性,仅在东部地区为正向作用,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其中东北地区的负向效应最为明显。     

财政分权、农村金融服务与城乡融合水平——基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指标子系统,利用熵值法和融合度模型对我国30个省区市2007?2017年的城乡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探讨财政分权、农村金融服务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和农村金融服务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乡村振兴有负效应,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城镇化进程带动了乡村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对于乡村振兴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通过引导城镇资金向乡村流动促进乡村发展进而带动了城乡融合。从区域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差异,农村金融服务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在中西部不显著,在东部显著为正。     

环境治理、水污染与农业发展

在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以水污染为代表的农村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趋严重。本文以河长制的推行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4年～2016年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运用双差分方法考察地方环境治理对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以此也间接评估河长制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河长制的推行与地区农业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河长制能够通过缓解水污染、改善水质而有利于农业发展。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河长制的推行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的政策效应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此研究以期能为客观评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并且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农民增收。（2）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来看，均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3）从作用渠道来看，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3）从异质性检验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河西地区作用效果最强，陇南地区最弱。基于此，提出应加快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等建议。     

卷首语

<正>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也不尽相同。《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因素识别》对比了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对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农村金融规模的影响十分突出,受农村金融风险影响较强,受农村金融效率影响偏弱,而受农村金融结构影响不显著;对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目的 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文章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3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 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研究目的：探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拓展对入市改革效应的认知视野，为凝聚改革共识和完善改革举措提供学理支撑。研究方法：基于2006—2020年333个县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提升作用，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区域、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城市间异质性，在位于中东部地区、规模大的和资源型城市中不显著。研究结论：在稳慎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基于全局思维科学系统地预判和评估入市的影响，把握改革在土地利用维度产生的红利由城乡共享的契机，有效发挥农地入市对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协同互补和竞争倒逼机制，加快转变土地依赖型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财政农业支出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方法,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中部地区农业支出有负效应,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支出比重会下降.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农业支出有明显的积极影响.政府规模和受灾情况对预算内农业支出出重的影响并不明显.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基于重庆市1997～2010年数据,选取商品房平均价格、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变量,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重庆市房价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财富效应是存在的,房价的上涨对居民消费起促进作用。     

环境监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地区经济和生态的关系处于发展与防治相持阶段,随着政府环境监管的力度不断增大,绿色创新已成为帮助企业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文章基于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环境监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同时采用异质性分析以及变量替换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1）环境监管增强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系数为0.075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2）根据“挤出”效应,融资约束在环境监管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非国有企业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3）环境监管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4）环境监管对林业相关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影响系数为0.0258,影响系数和效果均弱于非林业相关企业。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政策启示：一是要通过合理的监管措施和力度为企业绿色创新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二是要给予非国有企业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三是要打通中西部地区“环境监管—绿色创新”体系、信息传导机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