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行为广受学界关注,其中,低生育率导致的家庭代际结构变化是高储蓄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这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CFPS数据,借助“单独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镇家庭生育决策短期内对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放开对降低储蓄率的短期效果十分明显,政策适用家庭相对于非适用家庭储蓄率显著下降3.4%。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显示,第一胎为女孩、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储蓄率下降更明显,符合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性别偏好,以及收入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预期。     

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颁布引发的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评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并未改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可靠。其次,从企业微观角度对其内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和生存能力影响不同,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加剧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影响不同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加剧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后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提出政府在发挥外商投资的有益效应时,关键在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政策建议。     

金融自由化与储蓄率变迁——基于动态宏观面板的证据

本文的研究回答了一个与近40年来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即金融自由化是否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哪些具体改革措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一个包含90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至2005年改革进程的宏观面板数据样本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1)金融自由化改革显著提升了储蓄率,但提升效果全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储蓄的影响不显著。(2)与金融抑制理论的预测不同,利率渠道没有对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3)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与国家个体效应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性。(4)所有改革政策中,放松证券市场管制对全样本储蓄率提升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银行监管模式改革,放松银行业进入限制则显著降低了储蓄率。对发达国家而言,只有取消利率控制显著降低了储蓄率,其他政策影响不显著。发展中国家样本中证券市场改革显著提升了储蓄率;国有银行私有化对储蓄率的提升效果也显著,但小于证券市场改革;开放银行业进入限制则显著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储蓄率,除此之外的改革措施对储蓄的影响不显著。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大样本农户家庭调查资料 ,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 ,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具有较好解释力 ,且能对各种类型的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研究发现 :(a)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 ,且为正值 ;(b)在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时 ,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c)家庭生命周期的“∪”型分布假说被拒绝 ,相反的“∩”型分布被发现 ;(d)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时 ,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     

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外资并购中的法律审查制度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奉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如何制定关于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策略,是一项具有理论深度与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如何通过正确的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有效的制度控制,以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中的各项行为,并运用于中国外资并购法律实践之中,是重要意义所在。     

城乡差异视角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差别,而在中部地区则没有体现。     

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年和199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S)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的原因。1995—1997年间中国对城镇企业职工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使得企业职工养老金财富发生变化,这种养老金财富的变化具有外生性,因而这项改革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实验用来识别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储蓄行为可以由生命周期模型解释;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效应平均为-0.4—-0.3左右;但不同家庭这种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户主年龄在35—49岁的家庭,储蓄率会显著受到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其他家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解释：其一,各个组群的家庭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其二,年轻组群的高储蓄倾向及其在样本中随时间的比重不断提高。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养老金收入对于年老组群家庭收入和储蓄的影响。     

金融发展与国民储蓄率:一个倒U型关系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展与总储蓄率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数值模拟显示,本文模型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关于企业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几点思考

企业储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水平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而资本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一个国家有大量储蓄时,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和潜在产出水平都将快速增长。然而如果企业的储蓄和经济的发展不协调,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企业储蓄出现了高储蓄的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鉴于企业的高储蓄率的现状及其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企业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已成当务之急。     

双重不确定性下的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对“中国储蓄之谜”的另一种解读

基于2012年广东省调查数据,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研究预防性储蓄对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的影响,发现：（1）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高储蓄率是通过“节衣缩食”、维持基本生存消费来实现;（2）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不确定性相关,技能程度、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年限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3）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在流入地购买社保、户口性质等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中国储蓄之谜”的研究领域,为加快实现流动人口城镇化、推动流动劳动力市民化融入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类储蓄动机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7年的数据,检验了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三类动机,即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结果发现这三类储蓄动机都对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生命周期储蓄动机是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此外,由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随之提高。     

中国企业储蓄率 ——来自企业的微观证据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而对中国储蓄率的分析则是扩大内需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作为国民储蓄率的重要构成，企业储蓄率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在对企业储蓄率界定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1996—2007年共1886万个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企业储蓄率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中国企业储蓄率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1996—2007年这12年的企业平均储蓄率高达287%（储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近几年依然在逐年上升；（2）中国企业储蓄率在绝对水平上始终高于发达国家，但当前企业储蓄率持续增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而非中国的特有现象；（3）民营企业储蓄率整体水平约为253%，低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储蓄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而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储蓄率水平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中国企业储蓄率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储蓄率相对较低，资金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储蓄率相对较高。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房价上涨能够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相反,各产权类型的居民储蓄率与房价上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对于租房家庭,房价上涨显著降低其储蓄率,没有发现"为购房而储蓄"的现实动机。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而不会影响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商品房家庭储蓄率对房价变动的反应更敏感。     

捂着钱袋子 还咋玩

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不断攀升,被中外人士所诟病。国外认为,中国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国内以为,储蓄上升导致消费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国民储蓄率自上世纪70年代起节节攀升,2005年已高达51%,而全球平均值仅为19.7%;2009年全民储蓄余额摸高18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2012年的国家统计局数字确认,我国储蓄率高企52%,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个案。     

中国实际利率对家庭储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实际利率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本文运用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实际利率和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且,2004-2010年这一子样本时期,相对2000-2003年这一子样本时期,储蓄与利率的负相关性在统计上更为显著.这表明,中国家庭存在一个目标储蓄水平.当实际利率下降时,会降低储蓄的回报,人们会被迫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来实现目标财富水平.     

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

对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逐年降低,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上升。基于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本文从部门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角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及政府三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进行剖析,同时,建立计量模型对问题的变化原因做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实施减税降负、促进消费的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对劳动者支付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