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风险水平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112家中小银行样本，从数理模型与实证研究角度对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方式进行了分析，同时将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纳入资本补充这一框架内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呈倒“U”型结构，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从规模、区域、是否上市三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发现规模较大或者是位于东部地区的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上市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对于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要优于非上市银行。（3）如果对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小银行进行资本补充，也会对银行风险水平起到调节作用。上述结论表明，为抑制风险，中小银行要不断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对中小银行进行资本补充也可以增加其数字化转型抑制风险的能力。     

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减税降费、大股东减持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之间显著正相关,大股东减持比例加大也提高了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作为调节变量,弱化了减税降费与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滞后效应检验发现：在当期效应与逐渐衰减的滞后效应协同影响下,减税降费政策对风险承担存在持续性的影响。企业属性和特征差异下的非对称效果显著,减税降费政策更能推动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减税降费和企业风险承担相关理论研究,为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抑制大股东减持套利并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整合视角

前,企业高管团队呈现出由子团体聚类形成的断裂带不断增强的趋势。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增强可以改善企业发展状态和提高管理层决策水平,比如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和资源整合能力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强化知识溢出和集体主义倾向来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其中存在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条路径;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完善企业中显著,但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落后企业中不显著。应适度增强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有效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和普惠效应。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风险承担——基于负债成本与信贷选择机制的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场景下的信贷市场技术变化与授信模式调整切入,忽视了银行融资市场的影响。区别于此,本文通过商业银行的城市聚类,使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市商业银行2012—2022年面板数据,从“融”与“贷”两个维度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表现为信用风险(信贷不良率)与经营稳定性风险(收入波动性)的共同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积累通过成本冲击效应而实现,信贷选择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风险积累,实际源自“融”而非“贷”。商业银行缺乏通过信贷溢价释放负债成本压力的能力,导致负债成本的增加最终形成风险积累。此结论可为商业银行更为精准地选择风险控制与管理的业务切入口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采用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税收负担作为中介进行检验,同时根据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和税收负担是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价值的有效中介,且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大。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对促使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增加企业的价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数字化转型、宏观经济环境差异与股价崩盘风险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自身信息的释放,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企业与产品供需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使企业和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文章在已有研究证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非线性影响,选取2012年至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复杂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现有数字化转型能够减弱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倒“U”型影响,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先增大后减弱,并且当前众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处于倒“U”型的左侧,致使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上升;在各地区和国家金融市场分割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不同资本市场之间的估值差异、利率差异,以及汇率预期对股价崩盘风险均具有影响;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能够调节宏观经济环境差异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强度。     

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研究——以上市公司福耀玻璃为例

选取福耀玻璃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流程再造理论、组织变革理论和权变理论,整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文献,对福耀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实施路径进行分析,通过行业平均值对比及因子分析法对福耀玻璃转型前后的财务绩效进行横纵向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企业需提升风险应变及自主创新能力,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注重财务绩效持续提升,保证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绩效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

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普遍目标.2002-2016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结果表明,过度自信会促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识别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选择这类项目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具体表现为:越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其所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企业价值也越高.企业应重视风险项目的投资,充分意识到雇用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对企业价值带来的积极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税支持政策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但考察此类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风险性项目投资影响的文献甚少.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政府减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产权性质、研发强度和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动机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绩效与风险承担——基于"去产能"政策视角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剩产能已被逐步淘汰,留存下来的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与绩效提升的新挑战.本文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从实证研究角度,探究了"去产能"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上市企业的企业绩效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去产能"政策对"去产能"行业的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提升了产能过剩企业绩效;同时"去产能"政策也显著降低了该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绩效,化解经济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农产品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7年—2021年国内沪深A股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供应链整合在数字化转型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该研究对农业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未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是现阶段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话题之一。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能有效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缓解企业劳动投资的过度雇佣;信息透明度提升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截面差异研究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劳动密集度较高、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基于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激励公司承担一定的风险水平以促进研发创新有助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当地信息优势理论框架，将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投资机会信息分散程度越高的公司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位于市场化进程高地区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的样本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投资灵活性和市场竞争程度。研究结论从风险承担视角揭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产生的经济效应及其内在机理，对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