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产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制度因素变量的交互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远大于制度变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     

加入企业领办型合作社提升了农民收入吗？——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阶段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组织形式,但加入企业领办型合作社能否有效提升农民收入仍存在争议。基于此,文章利用贵州省5市10县的入户调研数据,通过OLS回归、分位数回归、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来实证检验企业领办型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加入企业领办型合作社能够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结论。（2）企业领办型合作社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显著,对于高收入水平农户的作用不明显。文章表明大力发展企业领办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升农民收入和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应予大力支持。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自动化是否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着收入分配。本文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视角,借助201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识别出自动化程度对非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以机器人渗透度衡量的自动化程度每提高1%,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平均扩大0.17%。自动化程度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和改善经营绩效两个方面提升可供管理层分享的租金,进而提升高管薪酬,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管持股份额越高、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越强或所在行业资本密集度越低的企业,自动化程度增加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提升幅度越小。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我国企业数字化——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企业数字化进展缓慢,政府采购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否能推动企业数字化?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与企业数字化的因果关系及相关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其对企业销售端数字化影响最大,对产品(服务)端影响次之,对经营端影响最小。机制检验发现：政府采购通过需求牵引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推动企业数字化进程。其中,政府采购主要通过创新激励影响企业数字化,需求牵引次之,资源获取最弱。     

企业规模异质性与产业集聚：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本文检验了企业规模异质性与制造业地理集中的互动联系。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因素对制造业地理集中具有显著影响。按素密集度对制造业的分类回归进一步表明,上述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劳动力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相关性不稳健,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结果是稳健的。这意味着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规模分布具有地理集中倾向：大市场集中分布了更多大规模企业。这一结论表明制造业集聚具有规模异质性：小规模企业通过集聚经济,促进生产率提高形成制造业集聚,大规模企业则通过集中分布在大市场而形成制造业集聚。另外,从制造业集聚的驱动力量看,制造业集聚的强化效应与地区异质因素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制造业地理集中,由此可以判断制造业集中趋势还将持续。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外资进入缩小了行业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二位数子行业的证据

外资是影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外资企业的利润明显高于其它类型企业。外资的进入,一方面缩小了制造业整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竞争性行业又明显挤压了中国民营企业,并通过租金分享机制恶化了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由于行业收入差距在时间上有累积效应,因此,行业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制造业转移、劳动力流动是否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9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制造业迁入和迁出,劳动力净流入与净流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1)制造业的迁入和劳动力流动均对城乡居民绝对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制造业迁入和劳动力的流动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均显著大于农村,制造业迁出抑制了城乡居民绝对可支配收入增加。(2)通过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考察,在整体上制造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区分制造业转移方向发现,在制造业迁出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迁出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制造业转移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同样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在区分劳动力流动方向条件下,劳动力净流入没有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而在劳动力净流出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转移均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     

技术差距对FDI溢出的门限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1995～2010年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技术差距在该效应中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FDI溢出效应在不同省份是有差异的,且内外资技术差距在FDI溢出中存在着显著的门限效应。在技术差距较小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存在促进作用;中等技术差距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影响不显著;技术差距较大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存在抑制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技能分化的视角

流动人口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城市内部工资收入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文章从劳动力技能分化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理。文章以中国健康与营养微观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非中性,而是技能偏向性的。具体来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竞争关系只发生在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会降低工资分布底端本地居民的工资。而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都促进了本地高技能居民的工资上升,特别是处于工资最高分位点的本地居民。劳动力流入对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本地低技能群体,扩大了工资差距。这种劳动力流入更有利于高技能本地人的影响可以通过技能交叉互补性、劳动力流入外部性和户籍制度来解释。文章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中国户籍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