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成长期企业，对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助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也为发挥政府作用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以专利数量衡量创新数量,用知识宽度法测算创新质量,实证检验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大.分行业看,进口对垄断性行业的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强.分所有制看,进口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剧“创新陷阱”了吗——基于上市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证据

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虽然提高了创新数量，却抑制了其质量改进，加剧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通过挤占信贷资源、诱导企业金融化抑制了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带来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扭曲，使得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补贴而更加注重创新数量的增加却忽略了质量的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更容易使政企关系较为密切的企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现了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知识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其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创新质量.(2)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提高财政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3)从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不同年龄阶段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对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初创期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大规模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均显著高于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验证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激励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于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与企业创新产出：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财政科技投入不仅可以直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导向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改善企业的创新条件,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表明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具有显著的企业创新产出促进效应;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即可以通过改善创新条件和提高创新意愿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长;相对来讲,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对非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较强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企业、科学技术支出规模较小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实施差异化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持续改善创新环境,以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最终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金融发展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另外,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