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行为中的商誉相关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企业并购经常存在商誉,并在初始确认时计入资产灸债表,后续会计处理则引起关于商誉减值测试和商誉摊销的广泛争论。商业并购行为所涉及经济内容不仅仅包含并购商誉价值,而且包含非商誉价值。并购商誉会计确认与商誉会计确认一样,应该进入利润表而不是资产负债表。非商誉价值不是商誉,更不能够进入资产负债表。企业并购行为所形成的支付差额应该采用立即注销法。     

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与企业商誉

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对并购商誉泡沫具有抑制效应，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加剧了企业商誉泡沫。随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有所削弱。上述结论在使用替代指标、剔除干扰样本、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能显著降低企业商誉减值；但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对商誉减值影响不显著。     

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信用关系与创新投入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路径、不同所有权结构下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机制路径的异质性以及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超额商誉抑制商业信用融资，促进银行信贷融资；银行信用具有财务刚性，并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最优融资来源；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成为家族企业创新的融资来源渠道之一。基于所有权异质性视角发现，非创始人家族控股以及低二代控股组超额商誉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较弱。进一步探究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发现，自由现金流促进家族企业超额商誉的确认。最后，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低经营风险组以及低市场化组，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较强。     

企业并购中商誉的会计处理

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并购企业中的商誉如何确认及后续的会计处理是商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对并购企业以后期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商誉的认定过程及后期的减值测试方法进行探讨，试图学会企业并购商誉的处理过程。     

并购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根据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披露数据，用OLS方法检验并购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其主要作用渠道是高并购商誉增加了企业完成业绩承诺的难度，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企业获得的投资减少；高并购商誉存在虚假信息，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增大。在更换不同的融资约束测量指标、进行PSM匹配和加入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水平低和高管高度自信的企业融资能力更弱。本研究深化了高并购商誉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分析，为并购及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并购商誉、外部监督与审计师定价策略

并购商誉因专业判断空间大成为风险的"蓄水池",审计师能否及时对这一风险做出反应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师定价策略的影响,以及外部监督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并购商誉会对审计定价产生正向影响;同时,考虑外部监督的治理作用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媒体监督能够抑制并购商誉对审计定价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机构投资者对两者关系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强.该研究结论拓展了并购商誉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建议审计师给予商誉资产足够的重视,提高审计质量,以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内部控制、并购商誉与企业价值

文章以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并购商誉的价值创造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在并购商誉对企业价值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并购商誉呈现出积极的价值创造效应,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强化并购商誉的市场价值创造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并购商誉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通过加强内部控制体系的后续建设,强化并购商誉的价值创造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及防范研究--以宝鼎科技为例

近年来,巨额商誉及其减值风险已经成为并购企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宝鼎科技并购上海复榆形成的巨额商誉为案例,分析探讨并购企业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具体成因和防范举措。研究发现:由于尽职调查的致命性缺陷、补偿协议的不合理、并购方式的不恰当以及并购协同不到位等原因,并购企业产生了巨额商誉减值。对于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创建了并购安全线——并购会略有盈余或盈亏平衡的并购溢价率来判断商誉减值风险。基于此,并购企业应在并购安全线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的尽职调查、选取基于并购谨慎性的资产基础法、实现并购协同效应,规避巨额商誉减值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抑制商誉泡沫吗?

并购盛行使商誉估值泡沫愈发严重。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有效抑制商誉泡沫行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佳,商誉资产越低,超额商誉越少,这一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社会责任履行主要通过声誉激励机制和提高信息透明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自愿披露更能有效发挥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抑制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发挥了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功能,提高了商誉估值公允性,能够抑制商誉泡沫,有利于降低风险,维护市场稳定。     

企业并购中商誉的会计处理

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并购企业中的商誉如何确认及后续的会计处理是商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对并购企业以后期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商誉的认定过程及后期的减值测试方法进行探讨,试图学会企业并购商誉的处理过程。     

代理冲突、激励约束机制与并购商誉

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主要研究管理层代理冲突及内外治理机制对企业并购活动中的商誉形成及其规模的影响。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表明企业商誉确实包含了非经济的泡沫成分。深入研究表明,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与外部治理约束机制可以弱化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其商誉更可能在后续期间出现大的减值以及在公司绩效上有负的反映。该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客观认识商誉的会计信息含量,帮助企业采取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约束商誉中非合理部分的形成,从而降低企业风险。     

新会计准则下负商誉属性及会计处理探讨

本文对负商誉存在的客观性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商誉和负商誉的比较，就现行的负商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企业并购过程中并购主体的购买成本低于被并购主体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不是“商誉”的对应概念，并提出应根据负商誉的本质及存在的不同原因进行相应账务处理的观点。     

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对商誉减值影响研究

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管理者能力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管理者能力和商誉减值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越强;此外,当并购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受限时,管理者能力对公司商誉减值程度的反向影响增强.文章基于实证结果,从管理者能力、市场化程度、管理者权力三个角度提出建议.研究结论丰富了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今后市场并购活动的高效开展,控制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并购商誉、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并购重组在盘活资本市场存量资源,助力企业外延式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大规模商誉溢价.近年来,上市公司因并购商誉引发股价"暴涨暴跌"之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市场各参与者的高度重视.文章结合股价崩盘风险与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了并购商誉、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间的影响,以及投资者情绪对并购商誉股价崩盘效应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并购商誉且并购商誉净额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其股价未来崩盘的概率越高;投资者情绪不仅会使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上升,还使得并购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作用增强;投资者情绪的一系列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力仅由情绪高涨状态所驱动,投资者情绪低落时并不存在.     

~*ST巴士并购商誉形成及其后续计量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溢价并购形成巨额商誉隐藏减值风险,不少企业利用商誉处理的漏洞,在高溢价并购后又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以操纵企业利润,最终高管套利、股价崩溃,并购商誉问题令人深思。本文以~*ST巴士为例,从经济本质、企业动机等角度剖析并购商誉的形成和后续计量,揭穿企业将并购商誉用于掏空动机的真实目的,接着论证了摊销法在经济结果上更为可靠、符合企业真实情况,最后对完善准则提出建议。     

并购特征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

本文以深交所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在2013—2019年间已完成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剖析并购特征对公司2015—2021年间商誉减值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相较于相关性并购，多元化并购对商誉减值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多元化并购下的商誉减值程度也更高；相较于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等估值方法，收益法估值对商誉减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益法下的评估增值率更高，巨额商誉背后的商誉减值程度也更高；与单一支付方式相比，混合支付方式对商誉减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一是监管层要健全制度，加强事后监管；二是并购方要谨慎决策，警惕过度自信；三是投资者要理性投资，重视并购特征。     

商誉会计研究及国际比较

目前,企业资产中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已占到总资产的50—70％,可以说无形资产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购浪潮和跨国,公司并购在我国的发展,迫切要求企业对并购过程中所形成的巨额商誉进行规范。因此,进行商誉会计的理论研究,推动我国商誉会计理论的发展,规范和统一商誉会计实务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