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基于三次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特性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度决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就业决策和就业流向。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促进了劳动力从事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非农工作。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同时体现在传统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2)第二产业数字化具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倾向于吸纳高技能劳动力；(3)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降门槛和稳就业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同时吸纳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进入；(4)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农户增收，且有助于提升非农就业质量。因此，持续深挖数字就业红利，对于新时期促进就业增长、保障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扩大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同时也促进就业结构升级;政策实施通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人力资本供给作用于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要素密集度、出口行为、所有制性质、产业技术特征和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都将带来差异化影响;数字贸易进一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研究结论从数字贸易视角丰富了对劳动者收益变动的思考,为以稳就业夯实民生工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影响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本文选取我国29个省份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并且对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分区域来看,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第一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发现,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增强这种外溢效应。最后,根据上述结论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供应链管理、消除区域间壁垒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通用技术应用与城市就业——来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移动互联网发展对城市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就业增长，这一关系经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但在不同区域、城市、产业以及就业类型中表现出异质性。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当前中国移动互联网与宽带互联网在促进就业方面正在进行新旧动能交接。移动互联网对城市就业的边际递增影响呈现明显的门槛特征，说明该效应受到“梅特卡夫定律”支配。宽带互联网接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特征会制约移动互联网就业效应的发挥，反映其受到技术路径依赖及经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数字通用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等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就业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加速了城市经济集聚、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带动了城市创新创业。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存在地理位置、城市级别、产业类型和就业类型的异质性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城市、中心城市、第三产业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就业促进作用较大,对外围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对东部地区城市、第一产业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研究结论基础上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了服务业就业?——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变革和要素重新配置的重要引擎。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倒U型”影响,且在女性劳动力、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基于细分行业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双重视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进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与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概率,并提升了低学历劳动力进入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就业概率。鉴于“倒U型”影响和当前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就业的现实,中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和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科学协调服务业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选择?——基于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与职业信息网络(O*NET)工作动机的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个体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个体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且主要作用于非正规受雇群体;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的作用效果因工作动机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支持自主型和关系自主型两类劳动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选择,而自主成长型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更偏好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新生代、高学历和复合型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工作动机对个体非正规就业偏好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本文从工作动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归纳数字经济相关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新特征,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构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新思路。     

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根据《2019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浙江省2000—2018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以及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较低.又通过灰色关联法对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每种因...     

我国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产业经济学就业弹性理论,实证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高技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关联度,通过计算我国三大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就业的结构偏离度,我们发现高技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扩大就业的相关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转型日益深入、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运用作为我国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及经济增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四家国内典型制造业企业为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积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输出提高了企业效益。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运用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的一种典型作用机理,凸显了该技术对于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     

广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形势分析

正新型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拉动就业的巨大推动力。新型城镇化通过以产业为代表的物质要素和人口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的集聚,影响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总量的供求结构、就业人员分布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而就业增长反过来不断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广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直坚持以人为核心,注重城镇化发展与就业协同推进。2013年广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日益优化,城镇单位就业增长明显,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测算

研究目标:量化分析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研究方法:通过界定、分离与合并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表各部门数字化和非数字化部分，编制中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出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关联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国民经济均有显著的拉动和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大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影响力系数及感应度系数的时间趋势均呈交叉关系。中国数字产业属于“投资依赖型”产业；数字经济受出口需求影响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消费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诱发效应及依赖程度整体上大于产业数字化部门，但产业数字化部门受消费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大部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最为显著，产业数字化对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税收贡献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研究创新: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构建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系统、客观...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大学生就业相关性分析及对策研究

本文以河北省为例,分析了产业结构和大学生就业结构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分析大学生就业,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系数剖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联性,提出实现产业转型,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建议。     

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在更好地利用新兴科技的同时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由于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的替代弹性不同，机器人使用将导致非常规任务就业增长，常规任务就业减少，产生就业极化效应，且这种极化效应在机器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接着，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机器人进口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常规任务劳动力，机器人显著促进了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而且，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机器人确实是通过常规任务岗位替代效应和非常规任务岗位创造效应导致了就业极化；相比于技能偏向，机器人更多体现的是工作任务偏向属性(RBTC)。本文深化了对机器人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理解，为制定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

一引言长久以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就业效应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刘伟、李绍荣（2002）通过研究产业构成对经济规模、要素效率的影响及产业布局调整对中国当下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前进需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同时要提高第一、二产业拉动效率。李晓嘉、刘鹏（2006）研究了1978年以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研究不同的指标,发现目前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不对称,就业迁移落后于产业调整。千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着眼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方面,组建关于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经济学模型,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安锦、张煜（2015）通过分析中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就业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基于河北省产业调整和就业变迁过程,通过研究河北省产业就业弹性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探究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就业效应不足,进而引导河北省产业升级方式的转变和优化。     

数字技术影响实体经济就业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新时代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越来越重要.其中,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就业还是引致实体经济失业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观点不统一.基于此,首先界定和诠释数字经济内涵和外延,从狭义和广义角度罗列出涵盖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具体部门,然后给出数字技术影响实体经济就业问题的数理模型,并采用非线性实证框架验证200...     

积极推动新常态下就业工作转型发展

2014年,我省积极稳步推进就业工作,全省城乡就业提前完成年度任务目标,连续11年实现"双过百万",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呈现出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一致、就业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相适应、就业质量与各类群体诉求相契合的良性趋势。但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省就业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2015年,我省将以推动就业转型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稳增量、提质量、优结构、促创业",精准发力,积极作为,确保我省就业形势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提振区域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均正向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此，应推进经济数字化改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集聚，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网络，驱动地区均衡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