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优势还是诅咒?

资源禀赋型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资源禀赋既可能通过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和需求优势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可能通过掩盖资源错配后果、弱化创新动力而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双向影响投射到理论演化层面,既有源远流长的禀赋优势理论,又有发人深省的资源诅咒假说。本文在梳理资源禀赋相关理论的演化基础上,厘清资源禀赋对于产业发展双向影响的基本机理,然后以植物油加工业为例,对资源禀赋对于资源禀赋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研究结论讨论有关政策建议,以期对资源禀赋优势论与诅咒论做出实证回应。     

亚洲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模式

本文运用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了亚洲8个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结果表明: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了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这些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显示了不同的比较优势变化趋势;这些国家贸易特化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意味着他们的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机会;三个东亚国家和两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模式属于典型的变化模式,但是马来西亚和印度的比较优势则显示了异常的变化路径.     

要素禀赋、技术能力与后发地区技术赶超

后发技术赶超的方式有很多,按照参与创新活动主体的行为不同,可以把创新选择分为模仿创新、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它们各自的特点不同,作用于技术赶超的机理不一,但都是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技术赶超理论没有将其微观基础考虑进来,忽略了后发赶超的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在扩展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证实了,要素禀赋决定了技术能力,而两者又共同作用于技术赶超的方式,进而发现要素禀赋的演变决定了技术能力和赶超方式的演变。     

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地区优势要素的识别与耦合

皖江城市带的发展思路就是与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转移等互动发展。运用EF指数分析皖江城市带和长三角地区的要素禀赋状况，发现皖江城市带在劳动、资本、农产品、教育、研发和旅游等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长三角地区在研发、通讯、旅游等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并针对不同的要素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要素耦合方式，对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提出了建议。     

要素禀赋结构、技术选择与中国城市现代产业发展

本文基于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我国286个城市现代产业的发展格局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现代产业发展的格局与区域经济格局高度吻合,并且区域内发展差异小于区域间差异。通过三种常用空间权重及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技术选择,进而对其现代产业的发展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多数城市选择了偏离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发展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偏离程度和所负担的政策成本在四大区域间不尽一致,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在现代产业发展决策及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如何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比直接"培育"现代产业更为重要。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推动因素分析

新古典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反映国内要素禀赋条件。这种关系不是静态的关联，通过国内资本积累和资本输入均可使一国的禀赋条件有所变化，从而改变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根据新古典要素禀赋理论，20余年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奇迹般大幅度增长的推动因素可归结为三方面：内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外因是国际问的产业转移；还有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政策。     

中国视角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评析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对传统比较优势论的继承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企业投入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进而才能盈利并实现发展;一国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通过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提炼,比较优势战略论者得出的结论是,要实现向工业化国家转化并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在全球化条件下创造技术基础上的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的运用改变了生产的要素投入,按照传统的单纯建立在资源禀赋优势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难以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只有将技术和劳动力相结合,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与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却不尽合理,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将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问题,指出高等要素培育是改变当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方面,同时认为政府在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方面应通过产业政策等起到积极作用。     

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动与发展趋势

1992年以来,中韩农产品贸易除出现三次波动外,总体呈温和增长趋势.从近年来中韩双边贸易看,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动与要素禀赋理论所指的方向具有一致性.受中国引资政策调整、韩国农产品"进口开发"战略以及两国农业结构的影响,未来中韩农产品贸易呈逐年扩大的态势;同时,中韩农产品贸易摩擦有可能增大,甚至引发在第三国农产品市场的贸易战.     

需求、分工和要素配置效率

人类多样化的需求是分工的根源;要素禀赋是分工的物质基础;要素配置效率决定分工的格局.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决定要素配置效率.技术不仅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直接影响其它要素禀赋和要素配置方式.要素配置方式主要由技术水平和制度因素决定.     

中加农产品贸易:结构特征、竞争优势及其互补性

本文运用集中率(CR)、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竞争优势指数(TC)、贸易互补性系数(TCI)等指标,在描述中国与加拿大农产品贸易增长和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加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及其贸易互补性变化。结果表明:中加农产品贸易以中国从加拿大进口为主;中国主要从加拿大进口谷物和油脂油料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主要向加拿大出口动物产品和园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集中度高,且主要为产业间贸易,基本反映了中加双方的农业资源禀赋特征;由于农产品竞争优势变化及贸易互补性上升,今后中加农产品贸易有广泛的发展潜力。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要素的关系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将中国制造业分为四类,分别研究各类行业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供求和技术进步偏向状况,总结得出技术偏向性与劳动力要素的双向关系,发现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要素价格、要素市场、要素替代弹性等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就中国制造业来看,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于要素生产过程的程度仍较低,需根据行业特性、资源禀赋条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有差别地得出协调办法。     

贵州农产品出口贸易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

贵州农产品出口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而逐步增加,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但农产品出口额占贵州省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却大致呈下降趋势,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0.45%,处于全国挂末的位置.贵州出口的农产品种类较少,且有些农产品出口极不稳定,烤烟始终是贵州省农产品出口最大的主干商品.促进贵州农产品出口额和出口地位的提高,需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产业间的整合优化,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合理运用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努力提高农户科技文化素质.     

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与地区经济增长

以衡量地区禀赋结构的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相关的8个核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建立要素禀赋结构指标体系。选取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我国省际数据,分析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地区发展战略对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变化。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点的推进,各要素对经济贡献发生变化,人力资本超过固定资本存量,成为最关键因素,同时地区经济之间依存度增高;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经济促进作用显现;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禀赋结构差异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波动。     

吉林省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阻碍吉林省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明确主导产业是其核心问题。吉林省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符合其资源禀赋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对主导产业选择标准以及相关数据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吉林省应选择汽车产业、医药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主导产业。     

传统比较优势与我国出口商品

中国制成品出口的结构出现了两个矛盾的,但又是很明显的趋势,即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在国际上长期发挥出其比较优势。究其原因一方面,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分工起作用,我国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端,其产业结构必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另一方面,机电、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结构上也仅处于加工制造环节,其出口贸易主要也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因此,传统的比较优势即使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中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理与路径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层面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理及路径,得出如下结论及启示:中国工业行业1995~2010年间的出口技术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其优化动力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FDI资本要素的积累与进步。但随着这些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制和路径也发生了动态变化:2001年前,物质资本是影响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首要要素,但2001年以后,物质资本对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效应明显减弱,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且呈现出边际贡献动态上升的趋势。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本要素培育和创新将会成为中国出口结构优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驱动力。     

斗而不决:关于专制内卷化的经济学分析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上,专制王朝虽时有更迭,专制制度却挥之不去。通过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可以对此进行分析。之所以会出现王朝更迭而专制制度不变的格局,主要是因为被统治者不具备能够与统治阶层相抗衡的持久、稳定的权力禀赋,冲击虽能在短期内提高被统治者的实际权力禀赋,甚至能推翻原统治阶层,但这种提高是暂时的,无法对新统治阶层形成长远、持久的威慑和抑制,法治自然无从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