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通过构建“LMDl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几类因素对各省市自治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变化主要由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能源结构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现阶段应根据各地区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政策,包括：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降低区域能源强度、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区域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我国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的时空分异与调控

基于LMDI模型,对我国1990—2010年不同尺度区域的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表明,我国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持续增长,且空间差异明显,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影响我国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各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不尽相同。降低碳排放强度对抑制我国碳排放增长效果显著,经济发展是造成我国碳排放量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较小,人口增长对碳排放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同尺度区域的分解结果表明,不同研究时段、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各不相同,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及贡献率也有较大差异。国家应该从宏观政策及发展战略角度,针对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不同区域,通过产业结构、技术、碳税及碳交易政策等多种途径,积极引导各级政府及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     

我国省区低碳发展特征与目标研究

通过对我国各省区低碳发展特征的分析,明确其在减少碳排放目标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脱钩理论为基础,设计出低碳发展弹性系数和能源碳排放结构弹性系数,分别从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程度和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两个角度反映区域“增量”碳排放特征,采用2005-2009年我国各省区直接和终端能源消耗量数据对两个弹性系数进行了测算。基于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存量”碳排放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我国各省区2005-2009年的数据进行了具体测算,采用聚类分析法综合3种特征的分类结果,对我国各省区的低碳发展目标进行了初步定位。     

科技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通过测算全国30个省/市2002—2011年的碳排放量,并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将30个省/市按照碳集中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碳排放区域。利用STIRPAT扩展模型,并采用SPSS岭回归方法对3个碳排放区域的碳排放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仍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我国在低碳技术的投入和发展上还比较落后,使得整体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量比利用科技手段减排的CO_2要多。     

区域FEEEP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食物、能源、环境、经济和人口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五个要素,简称FEEEP系统,其协调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文章在DEA方法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FEEEP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FEEEP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动态变化轨迹.结果表明:在整体上我国各地区FEEEP系统的协调性具有下降的态势;过高的"三废"排放、人口总量和带有区域特征的能源投入结构是导致区域FEEEP系统协调性下降的主要因素;经过"十五"期间的发展,我国各地区FEEEP系统协调性的区域差异越来越显著.     

我国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定量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对外贸易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区域,东、中、西三大地带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出现一定的波动,各地区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方式、对外贸易结构等差异也非常明显.文章还定量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水平、教育水平、外商投资等,其中外商投资对外贸区域差异的影响最大.区位因素是对外贸易的基本影响因素.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分解分析

在对中国1995～2006年30个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核算的基础上,运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对各省区人均碳排放的区域差别及其变化三个影响因子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能源效率的提高对各省区碳排放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则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因素,而能源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贡献微弱,且在不同的省区作用的方向不同。因此,增强各地区的低碳发展能力,中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能源利用效率技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东部地区的应将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作为重点,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碳生产率的提高。     

金砖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比较分析

金砖国家因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发展中大国等特征备受瞩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增长的碳排放也受到了关注。文章运用LMDI法比较分析金砖国家1971—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是拉动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显示出很强的拉动作用;能源强度是抑制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贡献较为稳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大;能源消费部门结构几乎不产生影响。由此,金砖国家要认清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致力于创造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争取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空间。     

对外贸易 、区域间贸易与碳排放转移—— 基于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其内部是否也存在类似国际上的碳排放转移呢?在不同地区的碳排放转移过程中,到底是对外贸易,还是区域间贸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呢?文章通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采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数据,计算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和区域间贸易隐含碳,并从对外贸易和区域间贸易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的碳排放转移,以得到我国不同地区在碳排放转移中的地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确实存在区域间碳排放转移,且面临的碳泄漏主要在于区域间贸易而非对外贸易,即广东 、江苏 、浙江等碳排放净流出地区是碳排放从国外转移至国内的中转地,而山西 、内蒙古 、河北等碳排放净流入地区则是碳排放转移链的目的地.(2)国外向我国转移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贸易,而不同地区则通过区域间贸易产生的碳排放转移主要由国内初级产品贸易引起.(3)资源禀赋状况 、外贸发展模式等因素均会对我国各地区在碳排放转移中的地位产生影响.文章为我国制定差异化的地区碳减排政策与目标提供了经验依据.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入手,选择人口、空间、产业、居民消费结构、生态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碳排放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选取1980-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进而将全国区域省份以城镇化质量为标准划分为三组,通过STIRPAT模型选取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集聚、城镇区域拓展、产业聚集、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建设等内涵,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差异巨大。本文依据分析结果,从提升低碳意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碳排放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与建议。     

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计量研究

如何从空间视角实现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双赢,是建设“美国中国”的重要推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STIRPAT模型,从区域层面构建碳排放驱动因素扩展STIRPAT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间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驱动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碳排放,除能源价格外,其他影响因素均表现出显著性。因此,实现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和外溢性,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大技术创新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适度提高能源价格,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外商投资的甄别。     

家庭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LMDI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陕西省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效应、住房面积效应和家庭规模效应是造成家庭碳排放上升的正向推动因素,而碳排放强度效应、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对家庭碳排放具有负向影响;2003—2017年,碳排放强度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家庭消费效应、家庭规模效应和住房面积效应呈上升趋势,消费抑制效应和居住密度效应呈下降趋势。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可从碳排放贡献率较大的家庭消费、住房面积和家庭规模等方面着手,有针对性地缓解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碳排放。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异质性及减排对策

通过碳生产率和脱钩弹性系数指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察中东西三大区域近十年来低碳经济转型的进展以及在KAYA等式扩展式基础上,建立LMDI分解模型,对影响三大区域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认为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呈现规模驱动型特征,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均呈现出规模结构混合驱动特征,但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产出驱动稍弱,而经济结构驱动较强。     

广东省化石燃料碳排放的地域差异

碳排放的研究是认识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化石燃料消费和人口、经济产出等数据,对广东省10年来化石燃料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分析碳排放量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上的地域差异,并采用因素分解法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09年间广东省碳排放总量变化大、增长速度快,时序内表现出快速、平稳和稳定增长三个阶段性特征;工业部门是广东碳排放的主要力量,且行业差异性特征明显。②通过对广东省各地级市碳排放量的聚类分析得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城市和多年GDP变化类似,聚类于碳排放量最高的等级,和其他城市差距较大;广东省碳排放的变化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表现出由集聚向扩散的演变规律。③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因素等是影响广东碳排放地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农地利用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1990—2016年

基于化肥、灌溉、农药、农膜等6方面碳源测算了1990—2016年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省级农地利用碳排放量以及相关驱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量处于增长状态,年均增长率为3.13%,农业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年均增长率为-1.94%。(2)各省份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产值相关,同时受制于省级碳排放强度的作用。(3)经过因素分解发现,农业就业占比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但在总量上还低于农业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呈现增长态势。     

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因素与区域差异研究

利用产出距离函数将农业碳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变化,并实证测算1995—2016年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年均提高3.57%,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均下降3.31%,累计下降50.96%,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效应。(2)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对农业碳生产率提升有正向影响,劳动力价格上涨有负向影响。(3)中国农业碳生产率表现出“东高西低,阶梯分布”的空间特征,东南沿海省份和西北省份存在区域“农业碳生产率缺口”,且呈缺口扩大趋势。鉴于此,为提高农业碳生产率提出政策建议。     

工业适度重型化背景下的低碳路径选择：基于广东工业的实证分析

对工业适度重型化背景下的高碳发展惯性特征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以广东为重点,利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LMDI）研究工业能源消费历史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广东工业重型化和高碳化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处于惯性高位区间,工业碳排放峰值预计出现在2025年左右;由技术进步诱发的能源效率提升是过去十多年来碳排放增长减缓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尚未发挥足够的降碳效应。结合广东工业适度重型化发展特征,研究认为,能源效率提升仍是现阶段广东工业碳减排的主要途径。随着技术进步效应的边际递减,中远期碳减排的主要动力源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福建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4—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采用对数平均权重的Divisia分解法将影响福建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排放强度、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建立福建省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衡量各因素对福建省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大小,得出经济发展是福建人均碳排放最大的拉动因素,能源效率是抑制福建人均碳排放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结构对福建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今后贡献可能增大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