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为其带来强的财政激励,同时由于政治集权,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又面临着政治激励。此外,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地方官员还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在财政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个人经济利益激励等三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选取地区工业污染源治理强度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代理指标,利用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垂直治理体制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自身并不是导致中国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的原因,适度的财政支出分权能够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财政收入分权和中央向下转移支付的对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了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变量间的交互效应后发现,转移支付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但过度分权降低了转移支付效率,造成环境治理投入偏低。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激励地方政府通过竞争加剧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构性问题.本文以2002年-2015年间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全国还是分地域,当期的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早期的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表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中西部地区作用正好相反.据此,本文提出了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合理分权,在考核机制方面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在结构层面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的政策性建议.     

财政分权与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行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1994年,中国政府通过分税制对财政分权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和激励,我们观察到地方政府出现偏好投资的现象。为此,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提出两个假说,然后使用28个省份1994～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任职控制力越强,地方官员的投资偏好就越大;在保持财政事权不变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中所占份额越小,其发展经济和增加投资的偏好也越大。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文献综述

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下的行为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把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教育财政支出相关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3类数据计量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教育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将样本分成两组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这一比例达到4%的样本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财政分权不相关,与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正相关;而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没有达到4%的样本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财政分权度和地方政府竞争则呈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质量

经典的分权理论认为,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提高质量,但上述理论命题在中国的情境下尚未得到系统的论证。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采用条件均值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质量,且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质量的正向影响随着政府质量的提高而递增;财政分权所具有的政府质量提升效应,主要源自政府效率和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     

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近代中国自清末参照西方模式启动财政分权改革以后,财政分权既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也包含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随着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改革的展开,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思想也开始产生。清末、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思想对于当今中国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以2009年-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基础,以双固定面板模型为基准回归,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有效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且地方财政差异在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随着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偏好的增强,政府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力度也会增强;(2)该正向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财政自给能力的调节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在西部显著,政府创新偏好在东部显著,在中西部不显著;(3)该正向调节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各自存在单门槛效应,只有二者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同时,还发现位于引导基金高创新效用区间的省份大都集中在东部,少数在中部,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改善区域创新极化发展现状.对此,本文提出要因地制宜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完善财政科技支出转移支付及加强财政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性等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与俄罗斯两个转型国家财政分权安排的比较分析,采用一个理论模型讨论了分权下的政治激励是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发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政治激励的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是俄罗斯转型前期经济绩效相对贫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研究

如何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是财政体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也是建立和完善分税制的基础.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行政独立性、财力独立性和预算独立性来考核我国财政分权的状况.然后通过理论分析、模型证明和实证检验三个步骤来探寻最优分权的存在.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文教科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最能反映一个地区居民需求的科教文卫支出则无疑被忽视，甚至被其他支出所挤占。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建设的投入上，也是最明显，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部分用于科教文卫。     

财政分权视阈下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路径选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债务迅速膨胀。债务存量较多、结构失衡、使用效率低下、偿还期集中等问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蕴含风险日益增加,究其原因既有债务约束软化、债务收支监管乏力、风险预警系统失准等债务管理方面的不足,也有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等制度方面的局限。鉴于此,从应对地方债务风险的短期举措和长期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为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路径选择提供思路。     

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省内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 "双重援助依赖"的地方财政制度显著扩张了地方政府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横财效应"机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严重"粘蝇纸效应".因此,想要约束政府规模的膨胀,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制度安排消除省内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格局,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运营效率.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

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追究制度面临《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责任条款失效、配套体系缺失以及内部化、行政化等困境,导致债务总量激增、隐性债务泛滥、支出效率低下以及违法举债担保事件频发等问题.作为债务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责任追究制度不仅是地方财政事权,更是中央财政事权.基于绩效管理的全面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应立足于绩效管理与债务管理的一体化,构建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重、债务收入与债务支出并重,以及微观、中观与宏观并重的债务问责路径.     

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近年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基于199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对财政分权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直接影响来看,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间接影响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预期间接地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通过扭曲财政支出结构使农村居民消费下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政治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式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严重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追根溯源,财政体制和政治考核体制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财政分权、政治晋升锦标赛下的财政竞争、财政体制改革、贪污腐败等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既要从财政体制着手,也要从政治体制着手。